第三章
1961年1月肯尼迪（JohnKennedy）上台，美國民主黨的新政府更傾向於實行親印政策。“肯尼迪的當選標誌著美國對第三世界特別是印度政策目標的轉移。”肯尼迪總統本人1958年在當參議員時就積極推動國會加強對印援助。與其前任和後任相比，肯尼迪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南亞事務決策班子對南亞特別是對印度有更深的了解。比如，國務卿臘斯克（DeanRusk）二戰時在南亞次大陸服役，在杜魯門政府時處理過克什米爾事務。副國務卿鮑爾斯（ChesterBowles）是原駐印大使。負責近東和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塔爾博特（PhillipsTalbot）1939-1947年曾作為學生、官員和記者在南亞待了8年，其博士論文也是有關克什米爾衝突的。新任駐印大使加爾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則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曾在印度長期逗留。
一、接近印度
肯尼迪上任後繼續執行艾森豪威爾第二任期開始的轉向重視印度的政策。但與其前任不同，肯尼迪較少把經濟援助與軍事結盟直接聯係起來，而認為通過經濟援助促進經濟成長和長期發展能避免新興獨立國家倒向蘇聯。因此，肯尼迪極力推動美國對印度國營保卡羅（Bokaro）鋼鐵廠項目的援助，但後來因為國會的反對而放棄。盡管如此，肯尼迪還是積極努力克服經濟援助的政治限製，加強對印度的援助。到1965年，印度得到的各種援助的517%來自美國。美國還與印度在剛果問題上進行過合作。
1962年爆發的中印邊界衝突更為美國提供了一個機會，以實現其在南亞的基本目標--與印度發展更為緊密的關係，同時不損害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當時，美國派遣企業號航空母艦到孟加拉灣。由國務院和國防部聯合組成的使團前往印度，評估印度提出的軍事援助要求，並提出下一階段的美國南亞政策建議。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後，美國開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1962年12月20日，肯尼迪與英國首相麥克米蘭(HaroldMacmillan)在百慕大會晤時討論了南亞局勢，雙方同意向印度提供1.2億美元的“緊急”軍事援助以裝備6個山地師以對付中國的短期威脅。但美印並沒有因此建立起長期的安全關係。據美國學者的分析，這主要是受到了三個因素的影響：第一，在印度建立防務設施以對付中國的挑戰的代價太大；第二，美巴傳統的軍事關係限製了與印度建立這種關係；第三，美國向印度施加壓力要求它與巴基斯坦解決克什米爾爭端引起印度決策者的抵製。因此，中印邊界戰爭後，美國在南亞的兩個政策目標--緩和克什米爾局勢和發展更為緊密的美印關係--都沒有取得重大進展。
196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因為克什米爾問題發生第二次戰爭。美國停止了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援助。美國沒有直接向印度或巴基斯坦施加影響和壓力以結束衝突，而是通過聯合國進行調停。1966年1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蘇聯的塔什幹（Tashkent）簽署協定，同意各自軍隊撤回到戰前狀態，交換戰俘，承諾和平解決爭端。美國在這次戰爭中的“中立”和“公正”政策同時遭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不滿。印度對美國未能履行承諾，即阻止巴基斯坦使用美國的武器對付印度而感到憤怒，對美國停止軍事和經濟援助也感到不滿。而巴基斯坦則認為美國作為盟國未能幫助其反對印度以及停止軍事援助是一種背叛行為。
實際上，美國的行動表明美國南亞政策的一種調整，即逐漸退出這一地區。美國感到10多年來對南亞事務的深深卷入，為解決克什米爾爭端和印巴和解而進行的無數努力，換來的隻是1965年的印巴戰爭。美國的反共軍事盟友巴基斯坦與共產黨中國發展緊密關係，印度一方麵尋求美國的軍事援助以對抗中國，另一方麵卻不願與美國一起對付在越南的共產主義威脅，而且與蘇聯保持著友好關係。印度糟糕的經濟表現也使美國認為印度很難成為民主發展的模範。因此，美國決策者認為在短期內美國沒有必要繼續在政治和安全上深度卷入南亞事務。隨著美國越來越卷入越南事務，南亞在美國戰略議程中的重要性開始下降。
二、拉住巴基斯坦
1961年5月，美國副總統約翰遜（LyndonJohnson）順訪卡拉奇。他再次表達了美國對巴基斯坦軍售政策的目的是“用於提高巴基斯坦軍隊的效率和實現現代化”，希望“通過解決克什米爾爭端緩和印巴緊張關係，威懾中國而不是（印巴）相互之間（形成威懾）”。
但巴基斯坦顯然對美國新政府給予印度每年10億美元的援助，卻隻給巴基斯坦1.5億美元援助極為不滿。1965年7月，阿尤布·汗首次作為巴基斯坦總統訪問美國。行前，他發表了一些強硬的講話。他描述巴基斯坦對美國的感受是“沒有憤怒但有些失望”，並警告說巴基斯坦將重新考慮在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問題。他還責怪美國給了印度這麼多援助卻未能在次大陸建立穩定，說如果不能解決與印度的爭端，巴基斯坦將被迫退出西方聯盟。在美國國會發表講話時，他強調巴基斯坦作為盟國的可靠性，他說，“在亞洲沒有其他一個國家能為你們賣命，唯一將站在你們身邊的是巴基斯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