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調查公路局那筆款的去向上。那筆款是公路局局長同意支付的，財會人員也說是局長提現的，但是，那局長一口咬定是給了李向東。
老高問：“有證據嗎？你怎麼能證明你給了李向東？”
那局長說：“沒有。”
他說，這種事怎麼能留下證據呢？不過，有人可以證明。
老常說，他在場。他說，當時，那局長是在他的辦公室，把裝了錢的黑皮包交給李向東的，後來，蔓莉處長沒，就不知道李向東有沒再交還給那局長。老高還想找到更有力的證據，但是，那五封寫給地級市紀檢部門的投訴信都是匿名的，無法查實。
於是，就形成了在沒有物證的情況下，各有各的說法。公路局局長很委屈。他說，他確實給了李向東。老常說，他不能保證那黑提包裏裝的就是錢。李向東說，根本沒有的事。他根本就沒有在老常的辦公室裏接過那局長交給他的黑提包。
人證能說明問題嗎？因為人證被冤枉的案例還少嗎？所以，老高更注重物證。
明擺在那的物證，便是那局長的的確確拿走了二十萬。不管這筆款最後到了誰手裏，在沒有物證的情況下，那局長必須承擔全部責任。
公路局局長隻得自掏腰包把那二十萬墊上，隻得接受組織上給一次記大過的處分。
李向東從那小樓屋出來了。他自己也覺得很不光彩，畢竟，有人認為，以大欺小，那局長吃了悶棍，冤枉至極。
到底誰被冤枉？
隻有李向東、老常和公路局局長他們三人知道。
市委書記問老高：“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案子辦得不鹹不淡的。”
老高說：“我已經盡力了。”
市委書記說：“就不能有更好的結局嗎？就一定要懸在那裏不上不下嗎？”
老高說：“我也沒料到會是這麼個收場。我的確是盡力了。”
市委書記說：“你可是地級市紀檢部門的第一人！”
老高自嘲地說：“浪得其名，都是是一些外行送的，沒實際價值。”
市委書記問：“憑你的經驗分析，出現這樣的結果？會有幾次可能？”
老高說：“三種可能。”
他說，一種是像老常、公路局局長說的那樣，李向東拿了。他知道證據不足，怎麼也不承認。
他說，一種是公路局局長和老常拿了，他們當然不能坦白，硬說是給了李向東。
他說，還有一種可能是公路局局長自己拿了，老常和他關係很好，為了保護他，串通起來，把負責推給李向東。
市委書記問：“你更趨向於哪種可能？”
老高沒有回答市委書記。
他說，第一種可能不是沒有，隻能說是證據不足。我們不僅要有人證，更注重物證。有時候，人證是不客觀的。比如，那局長和老常有可能串通起來的冤枉李向東。
他說，第二種可能也是存在的，他們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就把錢分了，但是，敗露後，為了保護自己，他們不得不冤枉李向東。
他說，第三種可能就複雜了。老常為什麼要保護公路局局長，串通公路局局長陷害李向東呢？有沒有可能是李向東得罪了他們？
老高說：“這些都隻是猜測，僅供你參考。”
市委書記問：“在整個調查中，你認為，李向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老高說：“撇開這個事件不說，李向東還是一個不錯的領導幹部。他辦事的能力，你應該比我更清楚。但是，他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
他說，我想，對你還是實話實說。有些事，讓你知道總比不知道好。
他說，他和兩個女人在一起。
他說，現在，這種事，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說出去總是會有影響的。
市委書記說：“有這種事？這李向東他要幹什麼，總要給我出些難題。”
這些天，市委書記總忐忑不安。他清楚地記得，為了爭取省廳那筆撥款，他曾經向老常和李向東交代過，如果有可能的話，要想盡辦法打通曼莉這個環節，想盡辦法是什麼？當然也包括用錢去疏通。如果有人把這話捅出去，這麻煩事就會找到他身上了。
他想，李向東辦事怎麼這麼不牢靠？想老常和公路局局長到底在搞什麼鬼？他把這三人都各打五十大板，想以後還怎麼放心要他們去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