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了，母親放飛的手
劉心武
從1950年到1959年，我8歲到17歲，家裏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回憶那10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自己極不重視穿著，對我亦然，有得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親的那些見過大世麵的朋友交口稱譽，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製作的四川臘腸、臘肉等，也足以叫鄰居們嘖嘖稱奇。有人就對我發出警告：“你將來離開了家，看你怎麼吃得慣啊！”但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偶爾看見我吃果丹皮、關東糖之類的零食，她總是要數落我一頓。母親堅信，一個人隻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並且那話裏話外，似乎還傳遞著這樣的信念：人隻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著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後，我才能將所意會到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
母親在飲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致地指認為對我的“嬌慣”和“溺愛”。但跟著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事，那就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郵件大戶。如果那幾十種報刊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隻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餘的竟都是為我訂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麼那麼舍得為兒子花錢啊！你看你，自己穿得這麼破舊，家裏連套沙發椅也不置！”母親問答得很坦然：“他喜歡啊！這個愛好，盡著他吧！”
1959年，我被北京師範專科學校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內，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飯和睡覺。我滿以為，母親會縱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樣生活，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隻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
1960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進門就發現情況異常，仿佛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也隨他去。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當留在北京。問題在於：北京的這個家，要不要給我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麼，為什麼不至少為我留下一間呢？但父親卻把房全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致，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開始完全獨立的生活。父母遷離北京後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裏的那張上鋪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上的一塊汙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將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製的被子。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後，終於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於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這對於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母親很快寄來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為你寄上一床……”睡在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裏，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兒子寄被套，怎麼成了“學雷鋒，做好事”，仿佛是“義務勞動”呢？現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將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
母親將我放飛以後，我離她那雙給過我無數次愛撫的手，是越來越遠了，但她所給予我的種種人生啟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從細小處，挖掘出珍貴的寶藏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1.文中有一句話概括地寫出了母親在“我”未成年時對“我”的養育，請在原文中用橫線標出來。
2.請簡要說說第一次“放飛”的內容。
3.第五段中畫線文字描寫了什麼？表達了“我”怎樣的思想感情？
4.母親的信中說：“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為你寄上一床……”“我”後來從中悟出了母親怎樣的用心？
5.請你從作者的語言或寫法方麵，談談閱讀這篇文章的心得。
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記敘文。作者在文中回憶了自己從童年到青年的生活經曆，描寫了“兄”對“我”學習和成長的關懷，對家庭的貢獻，對工作的滿腔熱情，敘述具體、全麵又不拖遝。更可貴的是，這篇文章不僅僅從家庭、親情的角度來寫“兄”，還寫了“兄”在單位、在社會的表現，把“兄”置於一個更廣闊的空間中來塑造，使其形象更豐滿，作品的主題思想更深刻。另外，感情真摯是這篇文章又一特點，這應是源於生活的緣故。文章中，純真的手足之情，令人久久難以忘懷。
兄
佚名
一般的稱“兄”，是指同輩分之間的相互敬稱。有時要好的朋友之間也以“兄”相互尊稱，並不以嚴格的年齡來劃分，比如河北作協副主席劉小放經常稱我“茂洋兄”，而我經常稱他“劉老師”。他向我解釋說：“‘茂洋兄’未必就年齡大，其實是種尊稱。”我這裏說的“兄”，其實是我的親哥，同胞兄弟。
兄自小很關照我，家裏窮，我們自小通腳睡，這在我們鄉下並不稀罕。通腳睡一來省被褥，二來暖和，在鄉下，家庭不富裕的人家多是這樣。
記得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在學校挨了壞小子的打，因為當時年齡小、個子矮，但我學習好，常考100分；每當考試的時候，班上的壞小子就讓我替他做考卷，我曾挨過老師的批，不敢替他做，於是才挨了打。記得曾跟老師說了這事，結果放學的路上又遭毒打。“看你還敢不敢再跟老師說。”看來老師用道德方式批評是無濟於事的，他知道老師不敢體罰學生，不像過去。於是，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深刻的創傷。後來，我終於給兄講了這件事，兄找了個機會，教訓了那壞小子一下，從此那壞小子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不敢再找我的事，也不再找我替他做考卷了。
小時候，由於父親多病，兄就成了家裏的頂梁柱，並跟父親學會了畫畫。有一年夏天，兄畫了許多中堂畫，入冬開始賣到過年才賣完，賺120塊（當時120塊頂現在的1200塊還多），那時兄才15歲。記得兄一個晚上可以畫11個門簾，一個門簾畫可掙一塊錢手工費。兄參加工作後，我就接了兄畫門簾的班，一晚上可畫7個門簾，比兄還少4個。這還不算，其中一次在打盹的時候將煤油燈推倒，煤油灑在門簾上，還要賠人家的門簾，這下就甭提賺錢了。第二天還要挨父親的罵，罵我不中用，不如兄。也是，一次兄在縣城買了四瓶畫門簾用的大瓶墨汁，讓我往家中捎，給我捆在自行車上，車沒有氣，打氣時，車撐不管用，結果車倒了，四大瓶墨汁全部摔碎。兄想發火，憋了憋，把火壓下去，看我難過的樣子，他倒埋怨自己少說了一句話，卻勸起我來，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幫我打好氣，勸我早點回家。
後來，兄不止一次地提起此事，其實他不提，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他麵部的肌肉拉緊，那強壓怒火的樣子和眉頭緊擰的表情，我已銘刻心骨了。那時我們家正處在艱難歲月裏，我知道兄很低的工資幾乎剛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這幾大瓶墨汁不用說要花去他半個月的工資，我也很明白。直到現在，我在幹什麼事情時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別人，那就是上海人慣用的口頭禪：“請擔心！”盡管有時這話是那麼多餘，可我能理解這多餘的話之分量。
兄對於我來說，永遠是楷模、榜樣和路標。
在我讀高中時，家境仍不太好。記得他騎車到堯山一中看望我，並告訴我說，單位調資，從這月起給他長十塊錢。他風趣地說：“你真福氣，你考到一中了，我也長了工資，要不還不知道怎樣來供給你上學呢。”此後兄每月按時騎單車到一中給我送十塊錢，其實當時一中的夥食每月隻有九塊。
兄認為，自己是老大，擔子要挑重的，把許多好機會都讓給我和下邊的小弟們。記得兄那時上學不興考試興保送，兄將兩次保送上學的機會都讓給了別人（其實兄的學習是很優秀的，隻是兄具有善良與寬容之心，才讓給了爭執不下的人，將自己受教育與學習的權利也讓了，這其實是對自己的不公平），其中一次是保送帶戶口的專科，他的一個同學願意上，兄就把給自己的這個指標讓給了他的同學，後來他的同學因體檢不合格並未被錄取。每每我向兄提起這件事，總認為是一個遺憾，可兄總是寬容地一笑。兄在單位早先從事財務管理工作，他嚴格財務製度，不牟私利，年年被評為先進。後來晉升了會計師，當了財務主管、科長、經營副廠長，現又升為廠長了。他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兢兢業業地勤懇工作，為國家增收節支，降低成本實現利潤，連年被縣記“大功”受到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