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我國曆史上最開放的時期，也是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時期。
從1271年元代建立起，到1368年明朝的建立，它雖不過百年時間，然而剽悍、質樸的草原文化，與成熟、豐富的中原文化的交融具有獨特的魅力，為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增添了許多新鮮的內容。
劉秉忠的傳說
劉秉忠（1216—1274），字種晦，初名侃，為僧時法名子聰，自號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朝大臣，科學家、文學家，草定元初典章禮樂規模製作，官至中書參知政事。著有《藏春集》十卷，僅傳詩作六卷。
隱居人道
劉秉忠出生在金王朝統治下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劉秉忠的祖先本是瑞州（今江西高安縣）劉李村人，由於世代仕於遼王朝，遂為官宦之家。金滅遼以後，劉秉忠的祖先效命於金王朝，由於其曾祖父被任命為邢州節度副使，劉氏便定居於邢州，從此劉氏一家便成了邢州人。
劉秉忠雖然生於戰亂的年代，可是他生而風骨異秀，誌氣英爽不霸。八歲那年始入學，由於其天資穎悟、卓爾不凡，小小年紀便能日誦數百言。十三歲之時，由於其父劉潤為蒙古國錄事，便被作為質子送往元帥府。在為質子時期，劉秉忠立誌為學，詩文字畫，與日俱進，同輩之人，莫可望其項背。十七歲那年，劉秉忠由於家貧，更為了奉養其親，便不得不去充當邢台節度使府令史。在擔任令史時，劉秉忠精明幹練，諸老吏皆服其能。
但對劉秉忠來說，一個小小的節度使府令史，難以滿足他那顆高傲的心，因此劉秉忠常常鬱鬱寡歡，唉聲歎氣。
終於有一天，劉秉忠提筆歎道：“我家累世官宦，而今我卻汩沒於刀筆之間。大丈夫才不遇世，當隱居以求其誌耳！”於是，劉秉忠即棄官而去，隱居於武安山（今河北有邢台市西南太行山的一部分），與全真道士一同居住。
全真道，是當時的北方地區道教的三派之一，另兩派為真大道、太一道，其中以全真道最盛，在北方的勢力也最強。全真道是鹹陽人王重陽於公元1153年所創，光大於金末元初。公元1222年，成吉思汗西征到達阿姆河畔，在那裏安營紮帳，會見了來自遠方的萊州（今山東掖縣）全真道道土，這個道士便是長春真人丘處機。
這次會見是成吉思汗預先安排好的，他於公元1219年在西征途中就派遣工匠出身的漢族官員劉仲祿去萊州，邀請丘處機來講授長生之術。丘處機作為全真道的領袖，也作為金朝漢人地主的代表，於公元1221年跋涉來到了蒙古軍剛剛占領的撒馬爾罕城（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下，與成吉思汗會見。公元1222年3月，成吉思汗與丘處機第一次在阿姆河畔的營帳相見。10月，成吉思汗又一次召見丘處機，論道三日，由契丹人耶律阿海作翻譯。當成吉思汗向丘處機尋問長生不老之術時，丘處機誠懇地告訴成吉思汗：“世上本無什麼長生不老之術，隻有養生之法。”丘處機還針對當時蒙古軍隊的屠殺和掠奪政策，一再闡述自己的封建政治觀點，要求成吉思汗治應以敬天愛民為本，長生之道以清心寡欲為要。這次會見之後，成吉思汗指令耶律阿海把丘處機的談話記錄下來，說是要傳給他的子孫，並賜給丘處機一紙詔書，下令免除道士的賦稅、差發。這次會見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那就是使全真道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在佛、道兩教並重的蒙古貴族統治初期，道教的地位開始高於佛教。
劉秉忠隱居武安山之時，正值全真道的盛期，他與全真道道士居於一處是有深刻的曆史根源的。與全真道道士相處的這段日子，極大地影響了劉秉忠的生活，以至於他後來自號藏春散人，甚至連他自己的文集也名之為《藏春集》。這一切無不深刻地打下了道教的烙印。
公元1238年，有名的大法師虛照禪師主持天寧寺，當他聽聞劉秉忠行高節端、才高於世，便派遣弟子顏仲夏招其為僧。因為劉秉忠擅長文詞，虛照禪師便讓其作了書記一職，劉秉忠本人也取法號子聰，後人稱他為僧子聰。後來，劉秉忠跟隨虛照禪師雲遊，來到雲中（今山西大同市），留在南堂寺修行。在這段時間裏，劉秉忠盡其所能，博覽群書，特別精通《易經》及邵氏《經世書》，對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奇門遁甲之類，也無不精通。除潛心讀書之外，劉秉忠的詩賦、書法、音樂等方麵的天賦也得到充分的發揮。劉秉忠所作的詩章樂府，都是膾炙人口，他的書法效法顏真卿的正楷、二王的草書，有口皆碑，當時人把他的音樂才能譽為“得琴阮徽外之遺音”，聲聲皆妙。劉秉忠在出家隱居期間中，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獲，成為當時群儒為之翹首的學者。
劉秉忠在出家隱居期間對於道教有一定的研究；後又入寺為僧，對於佛教更是精通；加之他原有的儒家文化功底。使得他年紀輕輕便成為學兼儒、佛、道三家的學者。由於他也多才多藝也自然而然將他推上了學術領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