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一方麵譴責自己對宗教的褻瀆，一方麵又對宗教敬而遠之。為了解開信仰中的難題，他係統地研究過神學。他說：“任何一個人僅僅以一種小孩子的思維為武器，就膽敢詆毀兩千年來由各個時代最深刻的思想家們擔保過的權威；僅僅憑著純粹的想象和不成熟的思想，就膽敢拋棄所有那些深深滲透於曆史之中的宗教的極度痛苦和祝福，這難道可能嗎？”“摧毀是容易的，創建則很難了。”
每一次和尼采見麵，我都有新的收獲。我滋生了一種希望，就是能夠長時間地跟他學習，他的身體雖顯病態，但他的思想異常強大，強大得如巨人一般。
保爾在前幾年曾經給病中的尼采擔任過助手，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保爾把我先前醞釀的計劃，作為一種讓他無法排解的痛苦向尼采傾訴。難以意料的事發生了：尼采讚同我的計劃，並願意參加進來，組成一個規模更大的“三人同盟”。
我們將“三人同盟”的大本營定在巴黎，這樣可以避免與瑪爾維達夫人時時見麵的尷尬。我們本來想去的是維也納，因為尼采要到巴黎去發表演講，而保爾也曾在巴黎跟屠格涅夫有過交往。決議過後，尼采顯得興高采烈，他拋棄了平日的沉默寡言，甚至莊嚴肅穆的氣度。
我母親並不知道“三人同盟”之事，她認為尼采的到來，會打破我與保爾之間的平衡，我原先的那種兒戲般的設想也就不了了之。
在羅馬逗留了一些日子之後，尼采提出去特裏伯森，他是在那裏認識瓦格納的。1868年到1872年，在4年多的時間裏，尼采是瓦格納家的座上客。為了方便，瓦格納的夫人柯西瑪甚至在家中還為尼采準備了固定的客房。尼采在這兒像在自家一樣，甚至連聖誕節也是在這裏度過的。這時，尼采已經從學生變成了教授，但是他對比自己大三十一歲的瓦格納的崇拜沒有絲毫改變。當時，誰不知道這位偉大的人物呢？他把我帶到一排高高的白楊樹邊，回憶起那些無法忘卻的時光，還有這位偉人發怒時的場景。
“我沒有發現另外的人像他那樣，向我展示了叔本華稱之為‘天才’的形象，他被那奇妙的感人的哲學徹底滲透。這不是別人，正是瓦格納。在他身上存在著絕對的理想性，一種深切而動人的人性，一種崇高的生命品格，以致我在他的近旁，就感到在神的近旁一樣。”尼采曾經發表過這樣的“瓦格納宣言”，對瓦格納的評價，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可以想見，這個人對尼采的影響有多深。
瓦格納是赫赫有名的大作曲家，音樂悲壯雄偉，氣勢磅礴，充滿著英雄性和崇高性，有一種巨大的精神感召力。瓦格納還是一個思想家，是費爾巴哈的信徒。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曾經將他視作當時的“國寶”。
尼采對瓦格納佩服得五體投地是從音樂開始的。尼采不僅傾心於音樂，在音樂方麵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曾經譜過很多曲子。在十六歲時，尼采就能在鋼琴上把瓦格納的歌劇《特裏思坦》總譜彈下來。1868年的一個雨天，他們見麵了，兩人一見如故，從音樂談到哲學，並特別談到了叔本華。他們在叔本華身上找到了共鳴，因為這兩個人對八年前去世的叔本華都是頂禮膜拜。在他們過去的歲月中，叔本華都曾給他們帶來了“無法形容的溫暖”。
1871年，尼采將尚未出版的《悲劇的誕生》獻給瓦格納的新夫人柯西瑪，作為對這對新婚夫婦的致敬。瓦格納在給尼采的回信中說：“親愛的朋友，我從未讀過一本比您寫的更出色的書！這本書深深地打動了我......我對她說，繼她之後，能打動我的人，就是您了，在此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有別人了......”
後來，由於瓦格納的強勢，他們因意見不一鬧翻了。那是1874年6月，德國青年音樂家勃拉姆斯到巴塞爾指揮演出，瓦格納很不友好地嘲諷了這位與他創作風格不同的青年音樂家。作為年輕人，尼采很欣賞勃拉姆斯的音樂才華，對瓦格納的專橫行為很反感。後來，尼采又將勃拉姆斯的《凱歌》鋼琴編曲總譜帶到拜洛特推介，這更引起了瓦格納的憤怒，雙方更是鬧得不快。尼采悻悻地離開了拜洛特。
在後來的兩年時間裏，尼采和瓦格納雙方都沒有理會誰。但尼采並沒有放下瓦格納，與瓦格納的疏遠，並不是他的意願。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不在拜洛特，但我的思想每天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那裏，像一個幽靈一樣，總是圍繞在拜洛特的周圍。”瓦格納的妻子柯西瑪和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都出麵做過很多說和工作，企圖來緩解這兩個人的關係。但是，收效甚微。當然，1875年，對尼采也是一個災難之年，這一年他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躺在床上，忍受著疾病的煎熬——胃痙攣、偏頭疼、發燒和嘔血，眼睛腫脹得幾乎看不見什麼，寫稿子有時還得找人代筆。這樣的情況，讓他也無法與瓦格納會麵。
1876年，尼采身體有所好轉。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上演，尼采應邀前往，發表了《瓦格納在拜洛特》一文，受到了國王路德維希的表揚。演出現場，在尼采看來是一片烏煙瘴氣：處處是肉麻的吹捧、廉價的喝彩，藝術在金錢和權勢的包裝下商業化了。尼采忍受不了亂糟糟的環境，中途退場，在附近的森林裏隱居了幾周，寫下了《人性的，太人性的》部分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