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和其他總督派遣青年人去日本留學，從而加強了非法的改良主義運動和革命運動。政府終於認識到需要取得外國的知識，舍此沒有別的路可走。派學生去日本留學，要比派他們去歐洲或美國省錢些，同時還可以避免“美國海關人員的野蠻作風”。此外，由於日本在推行武器和工業的現代化時，繼續尊重傳統的價值觀念，因此在張之洞之類的人看來，這似乎是個安全的模仿對象。張之洞認為，外國的專門知識與儒家學說是不相抵觸的。假如中國一定要品嚐一下外國思想的滋味，看來最聰明的辦法是吸收日本的成果，因為那些有害的成分已被過濾掉了。然而就在1900年，有20多個張之洞從湖南、湖北派到日本去的留學生回國參加了唐才常的漢口密謀。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1900年隻有100名左右，1902年增至約1000名，1905年約有8000名，至1906年這個最高年份有15000名或者更多。許多人接受的是一種縮短了的膚淺的教育，大多數人是為了將來回國謀求差事。但重要的是，有少數人變成了有政治覺悟的人。他們學的雖少，卻足以削弱他們對清政權和儒家文化的忠誠。他們被派到國外，是要獲得非中國的思想方式。但是，要把新知識限製在專業範圍之內，卻證明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張之洞和其他大人先生們承認自己對中國生存關鍵的新學一無所知，怎能要求學生尊敬他們呢？誠如汪一駒所說：“在一種往往用倫理上的優越和行政上的權限來為權力辯護的傳統中，承認缺陷而又仍然沒有能力改正，這個政權也就失去了對權力的任何倫理上的要求。”
學生組織及其活動
1900年，自立會的兩個老手沈翔雲和戢翼□，正式倡議湖北學生成立了勵誌會，這是中國學生在日本的第一個組織。該會具有模糊的民族主義目標，但缺少具體的政治方針，一年後，由於那些比較穩健的成員，受政府頒布的為歸國學生提供官職的新章程所吸引，這個團體也就解散了。雖然這是大多數這類早期組織的命運，但是民族主義情緒，卻由於清政府在外國的要求麵前表現出軟弱無能的新事例而不斷激發起來。
1901年春，當法國把廣東劃為它的勢力範圍時，報紙刊載了清政府將要割讓該省的謠傳。於是，留日粵籍學生在幾百名華僑的參加下，成立廣東獨立協會進行抗議，並宣布支持該省獨立。在領導人中有鄭貫一、馮自由和王寵惠（1881-1958）。王寵惠是廣東人，生於香港，是幫助過孫中山的基督教宣教師王煜初的兒子。通過馮自由和王寵惠，孫中山第一次得以和粵籍學生的活動建立密切聯係，獨立協會有事也向他請教。
1902年4月，章炳麟（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東京舉行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由於中國駐日公使的請求，日本警察當局命令取消這次集會，但已來不及通知學生，有數百人到了會場。孫中山曾在1899年見過章炳麟，現在被邀請參加。一個同樣的大會在橫濱舉行，那裏的跡象表明，華僑正在被學生民族主義者鼓動起來。
章炳麟（1868-1936），浙江人，是個不可輕視的古典文學大師，早先曾與康有為、梁啟超交往，他對滿人從來沒有好感，但是在他認為清廷還能夠保衛中國、反對外國人時，他一直支持改良。1900年後，他加入了那些要求恢複漢族統治的人們的行列。
學生的課外活動，大多限於同鄉的圈子。可是，由於日益增長的對政治活動的興趣，各種屏障也就開始打破了。操各種不同方言的學生用書麵語言彼此溝通。1902年，中國留學生會館已成為一個多省份的社會服務組織，但並不缺乏政治色彩，來自湖北的軍校學生吳祿貞曾在成立大會上說，會館的東京本部就好像費城的獨立廳一樣。7月底，學生的團結和大膽，導致了同中國公使蔡鈞的衝突，學生們在使館鬧事，不得不使用武力加以驅逐。其中一個帶頭人是吳稚暉（1865-1953），他是來自江蘇的一個有功名的人，以前是上海南洋公學的教師。這一年他被派往日本，去監督一群留日的粵籍學生。這群學生中有胡漢民（1879-1936），他是才華橫溢的古典文學學者，是革命群星中另一顆未來的明星。
在中國公使的堅決要求下，吳稚暉和另一名示威者被逐出日本。吳離開時，企圖跳進圍繞皇宮的護城河自殺，陪同的日本警察把他撈了上來。這件事提高了他的聲望，留學生會館聯電清外務部，要求召回蔡鈞公使。雖然日本人通過東亞同文會的幹預，進行了調解，但並非所有學生都感到滿意。粵籍學生領袖胡漢民退學回國，以示抗議。
這年冬天，富有戰鬥精神的學生成立了第一個明確反朝廷的組織。一些像馮自由那樣的勵誌會會員，受到馬誌尼的少年意大利的鼓舞，建議把他們的團體稱為少年中國會。但是為慎重起見，他們最後選用了青年會這個已用於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稱。該會有20多名學生參加，其中有許多來自大隈的早稻田大學，這是一所最早傳播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學校，會員們的氣質，可以從他們的會章所揭示的目的看出來：民族主義和“破壞主義”。青年會的領袖之一張繼（1882-1947），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的重要人物。他是直隸一個士大夫的兒子，受過很好的古典文學教育，1889年來到早稻田，學習政治和經濟。另一個在青年會中有名的早稻田學生是秦毓鎏，他是一個江蘇青年，曾在上海南洋公學和江南水師學堂學習過。
由於取得的成就和得到源源不斷的官費留學生的增援，那些積極分子的膽子就大起來了，1903年1月29日學生們在東京舉行新年團拜時，就鬧出一件滿城風雨的事。雖然有政府的督學和駐日公使蔡鈞在場，一個廣西學生、康有為從前的門徒馬君武，仍登台發表革命演說，湖北學生劉成禺接著發言，宣稱隻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國。據說馬君武和劉成禺兩人的演說事先曾得到孫中山的扼要指點，劉成禺為此被驅逐以示懲罰，他後來在美國加入了孫中山的隊伍。
1903年一年中，真實的或者猜想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使學生有了許多表現他們的愛國主義的機會。學生們很難直接同外國人交涉，但他們在譴責自己的政府對外國讓步和與外國勾結方麵，是毫無顧忌的。例如，這年春天流傳一個消息說，廣西巡撫王之春曾建議借法國的軍隊和金錢來鎮壓該省三合會的暴動。東京學生為此提出抗議，並在送給北京當局的一封信中要求把巡撫撤換。接踵而來的是一個牽涉到俄國人的更為嚴重的危機，他們在義和團運動期間侵占了中國的領土南滿，至今仍未撤走，4月底，俄國侵占新的地區，同時向中國提出七項要求，要求以獨占租借地作為撤離的代價。雖然北京的外交過去在保衛東北各省上並非完全沒有效果，可是現在朝廷卻麵臨這樣的抉擇：要麼屈從於俄國人，要麼把滿洲向所有列強開放。這個問題在日本引起了轟動。日本的民族主義者依仗他們新近與英國結盟（1902年2月），開始鼓吹對俄戰爭。受這種憤激情緒的影響，中國學生也行動起來，堅決要求進行抵抗。
帶頭行動的是鈕永建，他是江蘇將弁學堂的畢業生和前廣東將弁學堂的督辦，現在來日本接受進一步的軍事訓練。鈕永建求助於中國留日學生會館，建議成立拒俄義勇隊。當那些學生幹事預料政府不會同意而拒絕合作後，他便轉而求助於青年會，在這裏鈕的主意受到了歡迎。在青年會的兩個會員——秦毓鎏和另一個江蘇學生葉瀾——的幫助下，鈕永建在5月初組織了一個有500多名學生參加的群眾大會。正式成立了現在所稱的學生軍，由正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上學的湖北學生藍天蔚任隊長。有130多名學生誌願參加戰鬥，在東京另有50名簽約承擔義務，還有12名女生報名當護士。這樣，便成立了迄今為止最大的富有戰鬥性的學生組織。在它的積極的組織者中，還有一個革命運動未來的領袖黃興（1874-1916），他是從湖南來的一個有功名的人，是張之洞在武昌的兩湖書院的畢業生。1902年，他被湖北政府派往日本留學，研究教育。黃興把他的課餘時間全都用來研究軍事科學。他成了一個傑出的革命戰士。
雖然學生軍自願回國充當驅俄的先鋒，但這支隊伍充滿了反滿的潛力，而其領導者也把對朝廷的忠誠排除在愛國目的之外。葉瀾在演說時大聲發問：“吾軍此舉為國民乎？為滿洲乎？”鈕永建回答說：“為國民！”他們傲慢地打電報給袁世凱這個如果不是在全國也是在北方最強有力的官員，要求他抵抗俄國人，“否則與之決絕”。鈕永建和另一個成員被推舉與袁世凱聯係，請其給學生軍提供援助。與此同時，一個湖北學生向中國駐日公使告密，說學生軍實際上是革命的工具。於是，蔡鈞公使便電告代理兩湖總督端方，這樣，大陸當局對學生顛覆分子預期的潛入遂有了警惕。北京的官員看出這個集團與1900年唐才常的漢口密謀者有相似之處。他們最害怕的是學生與會黨接觸，北京當局告誡所有地方官員，要他們對歸國學生嚴加防範。同時，蔡鈞公使也說服日本政府強迫解散學生軍，禁止學生進行軍事訓練。
在正規組織解散之後，學生們不幾天就轉入地下，他們依靠一個由好鬥的堅定分子組成的小組，其中有黃興、秦毓鎏和還未啟程赴天津的鈕永建，成立了一個新的團體，即軍國民教育會。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團體從它發起的日子1903年5月11日起，直到1905年夏它加入第一個包括一切革命黨派的組織同盟會為止，一直成功地隱瞞了它的革命目的。由秦毓鎏起草的該組織的秘密宣言，表麵上是致力於“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實際上既向滿人挑戰，也向可能使他們的國家遭受更大損害的“文明各強國”挑戰。在此期間，鈕永建去見袁世凱的使命以預料到的失敗告終。他和他的同伴湯爾和幸虧逃到上海才免遭逮捕。但在他們逃離之前，因傳聞鈕在天津被袁殺害的消息，結果在民族主義者中間引起很大的激憤。東京的團體群情激奮，發誓當他們回到各自的家鄉後要進行鼓吹、起義和暗殺。同年在湖南活動的兩個這樣的運動員，就是黃興和陳天華（1875-1905）。黃興已在弘文書院畢業。陳天華原是有功名的人，後來成為革命者，不久就成了革命小冊子最偉大的作者之一。
在談到這個“拒俄”運動時，上海也引起我們的注意，這是另一個孕育民族主義的地方。它的許多新式學校，它的不斷成長的商人階層，特別是公共租界所提供的庇護所，使它的顛覆性不亞於東京。
毫無疑問，在上海激進的知識分子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蔡元培（1867-1940）。他是浙江人，前翰林院編修，這時在南洋公學任教，是那些由於19世紀90年代的災難性事件而轉向西學的舊式學者之一。他同情1898年的改良派，但終於對漸進主義的改良計劃感到失望，在義和團運動之後，他參加了激進分子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