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標誌了中國的事態已無轉圜的餘地。在這一年中，專製統治者自己提出了一個“新政”方案，它預示了傳統政府的結束。這還不完全是由於以孫中山、康有為以及血氣方剛的學生為代表的革命勢力所造成的壓力的結果。在權力結構內部，一些持現實主義態度的官吏如袁世凱、張之洞竭力施加壓力，要求變法維新。他們在奏折中響應和重複激進的改良派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已提出過的要求。然而，更重要的是，皇上現在對這些要求作出了新的回答。事實上，由於這些官員們的催促，朝廷自義和團失敗以來就一直在鼓勵維新。這個新姿態的結果之一，就是學生們紛紛出洋，他們現在站在民族主義運動的最前頭。到了1905年，朝廷甚至準備作出更大的讓步。起初這僅僅出於維持生存的需要，有選擇的“新政”產生了一連串新的事物，它們再也不能被容納在傳統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了。現代工業、鐵路、軍隊和教育製度的維新計劃已經產生了新的功能、作用和利益，從而要求製度上的改變。現在的問題不是中國要不要維新，而是以怎樣的速度維新，更確切地說，誰來領導已經在進行中的維新並從中得到好處。
與皇上競爭並且參與首都的政治活動的，是那些野心勃勃的總督們，他們的真實力量已在義和團事件中顯示出來。還有一些地方上的官紳，他們新近才在現代企業中發現了財富的新源泉。到1905年，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這種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競爭，已經成為中國政治上關鍵性的問題。隨著擁有現金的外國銀行家的出現（在中國，沒有人有能力或者願意為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花錢），這個問題將更趨複雜。
這一年對中國要求變革產生影響的最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或許就是日本對俄戰爭的勝利，這場戰爭主要是在中國的領土上進行的。在近代史上，亞洲人第一次打敗了一個歐洲強國。對於中國的統治者來說，教訓看來是明顯的。日本的君主政體，由於在15年前頒布了一個憲法，就在中央集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強大的新式的國家。看見這麼一個榜樣，皇上恩準了袁世凱在1905年7月奏請的於12年內成立立憲政府的要求。西太後同意派一個考察團出洋考察憲政。8月，袁世凱奏請廢除傳統的科舉製度；9月，皇上詔準於明年廢止。這個法令意味著獨尊儒術的結束。同時，勸說地方上派更多的留學生去歐美。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有利於革命的形勢：這個腐敗無能的中央政府為了挽回它在權力和威信上的損失，發起了它先前曾經反對過的變法維新。清政府現在希望像日本那樣，維新會加強中央集權。但是，這個政權明顯的軟弱，特別是在外國壓力麵前的無能為力和由此產生的空前的財政赤字，使得加強中央集權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極端困難的。維新不但沒有恢複帝國的權力，反而招來對中央更多的要求。它增加了許多競爭的焦點並且促進了公開的對立。此外，當外國征服者決心支持他們特許的朝廷時，清廷是很難使它自己與民族主義的革新動機相一致的。它已經喪失了威信和能力，從根本上說，它缺乏才能、知識和領導一個民族複興的創造精神。
作為一個整體的皇帝與政府結構的虛弱，在1905年暴露出來了。維新的一年也是非同尋常的動亂的一年。民族主義的壓力、離心力和一個空虛了的國庫的財政需求所加深了的普遍的社會災難，排除了有秩序的改革。有關土匪暴行、抗稅、會黨起義、罷工以及排外暴亂等等的報告，像洪水一般湧到北京。這樣，采取鎮壓措施的命令、對顛覆文學的禁令與鼓勵現代工業和教育的崇高的敕令互相點綴。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擴展到內地時，排外運動（政府對此是有責任的）又重新爆發了。本地的企業家和投資者怨恨外國的競爭，而群眾發現外國人是他們發泄不滿的合適對象。這年的夏天，中國商人和學生發動了一個抵製美貨的運動，民族主義的報紙對這個運動進行了鼓吹。這個抗議美國排外法律的運動，是把傳統的抵製武器作為近代民族主義的武器來使用的第一個例子。上海商界的一個領袖宣稱：“當我們的政府不能起而抗議時，人民就要起來抗議了。”10月，在廣東連州五個長老會傳教士的被殺，更加惡化了和英國的關係。
海外的學生（他們是新教育出來的精英，維新的成功要依靠他們）否定官方的“新政”。1月間，在東京的留學生要求皇上批準一個憲法。但在9月，當帝國考察團的五個成員出發去對外國政府進行考察的時候，一個學生民族主義者在鄒容的《革命軍》和梁啟超的早期著作的鼓舞下，向他們擲了一枚炸彈。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和帝國當局之間的裂口變得更大了，再也不能用匆促的維新措施來彌縫。學生——知識分子已經從日本的成就中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這一年，他們有了俄國的革命榜樣。
總之，這是一個對孫中山極有利的時機。到1905年年中，他把在任何條件下都不願接受清王朝統治的各種組織聯合起來，創立了一個新的革命團體。
在這決定性的一年開始的時候，孫中山在歐洲從側麵接近學生。在倫敦時，他住在荷蘭公園英國友人摩根的家中，接受了朱和中和賀之才（一個在布魯塞爾的留學生）的彙款及邀請。他在俄斯敦港登岸，然後驅車到布魯塞爾，住在一個學生宿舍裏。等朱和中從柏林到來之後，孫中山就開始同歐洲大陸近百名中國學生中的五個最主要的活動分子進行討論。
沒有必要同這些學生辯論革命的功過。朱和中和他的朋友們是湖北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物，他們由於奉行極端主義，實際上被“流放”到了歐洲。現在該由孫中山向他們表明他有資格領導這個他們寄予希望的廣泛的革命運動了。他向他們說明他對民族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看法。他也闡述了他的“五權憲法”方案。這個方案包含了美國的三權分立，另外加上兩個經他改造過的中國傳統的機構——考試和監察機關。學生們雖然對孫中山在理論上的闡述明顯地感到滿意，但他們不同意他的策略。朱和中堅持認為革命不能撇開知識分子（意思是指學生）。他指出，策反新軍（它的許多軍官都是歸國留學生）為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機會。他的朋友吳祿貞（湖北新軍的一個軍官）成功的鼓動是一個足以說明問題的例證。但是孫中山堅持認為有功名的人和軍官搞不成革命。他為會黨辯護，認為應當優先考慮他們，並把他們作為革命的骨幹。朱和中以1900年唐才常漢口密謀的失敗教訓為例進行反駁。他和其他支持這個密謀的人們（包括梁啟超在內）一樣，認為哥老會在政治上完全不可靠，他們的興趣僅僅在於搶劫。他還提醒孫中山，孫過去所以失敗就在於缺乏知識分子的支持。在爭論了“三日三夜”後，孫才決定給予學生和會黨以同等的地位。孫中山最後接受了學生們的意見，認為留學生中凡全心全意獻身於革命者，均可作領導人。
沒有人比孫中山更懂得學生的支持是多麼必要。然而他不願給學生以領導地位和他對會黨的高度評價，是有理由的。為了使他作為一個革命領袖和戰略家所具有的膽略顯得重要，他必須證明他過去10年來奉行的策略是正確的。在廣州和惠州他都同三合會結成同盟，而在前一年，他在夏威夷和他們在一起，並在美國和他們一起開展工作。如果他能夠證實他們的重要性，那麼他作為一個三合會專家，自然成為最高領袖，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新軍是主要的活動場所，那麼孫中山的資格就不如這些學生活動分子，特別是不如東京的學生活動分子了。雖然孫中山希望學生參加進來，但他希望這是由於力量的吸引，而不是由於軟弱。盡管他在財政上遇到明顯的困難，但他不願承認他離開了他們不行。舉出上一代知識分子背叛他的事例，孫中山或許是很不愉快地告訴這些青年學生，他們並不是如他們自己所想象的那麼重要，一貫被士紳蔑視的三合會和哥老會，對革命來說其重要性並不亞於他們。此外，由於孫中山在歐洲尚未同年歲大一點的、名望高一些的民族主義學生打交道，因而能夠采取一種比較獨立的姿態，並堅決認為自己是一個年長資深的革命者。
然而重要的是，他和歐洲學生的接近表現了他的方法的特點：調和各種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因素。每當孫中山求助於一個特定的集團時，他常常提到其他一些他自認為可以控製的集團的重要性。他努力證明其他的這些集團正在積聚力量，而新的集團參加進來就會馬上起決定性的作用。他表示要給每位聽眾一份他認為即將獲得的勝利成果。他對學生談會黨，然後他又對華僑談會黨和學生。有了華僑的錢和知識分子組織者，他就可以在三合會的基礎上發動起義，這樣也就可以從海外籌措更多的資金。外國人是他力求聯絡的另一部分人，長期以來他一直在告訴他們，他個人主張在一切進步分子中鼓動反滿，其中包括知識分子和軍隊。當他和外國的聯係給知識分子留下深刻印象時，他的圈子就臻於完成了。雖然這個手法中有幾分明顯的“欺騙”（孫中山力求盡快地把希望變成現實），然而這也是真的，即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堅持不懈地同五花八門的人打交道。
這樣，隨後在布魯塞爾一個更大的學生團體的一次集會上，孫中山作為一個新的革命運動的領袖被承認了。他沒有給這個組織起一個名稱，因為他知道在歐洲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得不是試驗性的、沒有約束力的。他必須在這裏證明的是，在一個非粵籍的知識分子圈子裏他也能獲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在歐洲的成功可以抬高他在日本取得領袖地位的身價。實際上，這是他第一次擔任主要角色的一次彩排。
在這次布魯塞爾會議上，孫中山把大約30名學生吸收到當時隨便稱呼的“革命黨”中來。他援筆直書他自1903年以來逐步完善的四條政綱的誓詞，誓詞的簡潔使學生們大吃一驚。在此之前，他們一直相信康、梁說孫中山目不識丁的妄言。現在看來他是一個有才華的人。穿著跟歐洲人一樣，他向穿長袍的學生們表示，他對西方最新的政治潮流是熟悉的。同時也表示他在會黨的密謀手段方麵具有專門知識。他給宣誓儀式帶來一大套傳統的、秘傳的花樣，這或許是他前一年才摭拾來的。他仿照三合會的做法，要學生在誓詞上簽名時用“天運”代替中國一般常用的年號。“天運”的象征意義是否認清王朝，意指清王朝已失去“天命”，一個嶄新的、中國的紀元開始了。孫中山在興中會的文告中從未用過“天運”這個年號，但在1904年他為美洲致公堂起草新章程時這樣用了。孫中山還教給學生們各種秘密手勢、口號，這些全是從三合會的儀式中搬過來的。但是，他加上他的犧牲了的追隨者陸皓東、史堅如的名字，用來代替傳統的三合會英雄們。
在擺好姿勢和他新吸收的成員照了一張相以後，孫中山回到倫敦，在這裏他隻吸收了一個學生皈依者。吳稚暉（孫中山現在第一次和他見麵）還在猶豫，但當孫中山在東京獲得成功之後，他也參加了進來。
孫中山重新開始了在歐洲大陸上的活動，他在柏林用了12天的時間和朱和中的同學們進行長時間的討論。一個學生反對“平均地權”，另一個學生不甚讚成“五權憲法”、而服膺德國憲法據以為基礎的普魯士範本。但是，由於德國是個君主國，因而不是一個很合適的榜樣，孫中山在辯論中勝利了。20個學生加入了組織，在出席的人中隻有兩個沒有參加。在下一站巴黎，孫中山擴充了他的綱領和戰略。他談到“約法”（臨時憲法），說它將為實現群眾完全的憲法權利作準備。他還強調節製資本的需要。這個加上防止在土地價格上進行投機的“平均地權”的方法，最終構成了他的社會主義綱領。在吸收了10個學生加入組織後，孫中山要他們出錢。他說，在廣東-廣西的一次起義即將舉行，他需要錢買軍火。一個學生答應拿出半月的官費200法郎；其他的人也都捐獻了。孫中山對他們講述他青年時代的軼事和他革命的驚險活動，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