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一旦得誌，便勾結宦官，拉攏親信，伐除異黨，集各種權力於一身，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他按照王安石變法時條例司的舊規，在尚書省設置講議司，自任提舉，親自主持事務。他的一大幫黨羽如吳居厚、王漢之等也加入其中，分別掌管宗室、詮選、財政開支、商業、鹽鐵、賦稅、地方官吏等重大政務。盡管政務大權已經在握，蔡京仍覺得有不妥之處，又開始思量如何執掌軍權。他選擇了曾助他一臂之力的童貫，委任他為節度使。之後，楊戩、藍從熙等一些宦官也得到提拔、相繼掌了軍權。蔡京還將澶州、鄭州、曹州、拱州作為四輔，各屯兵兩萬，由自己的親家心腹宋喬年、胡師文擔任知州。當時禁軍衛兵每月的俸錢僅五百文，許多人要養家糊口，度日艱難，難免會有抱怨。蔡京獲悉，靈機一動，利用職權將衛兵們的俸錢一下長了10倍。此舉使得他在禁衛軍中贏得了極好的口碑，威信大增，軍心歸之。朝中眾官見此情景憤慨不已，但終因畏懼蔡京的威福，隻能是敢怒卻不敢言。
到蔡京掌權時，那些曾在元佑年間得勢的大臣們大都被貶官、流放或者死亡，餘力甚微。然而蔡京仍覺得不解心頭之恨，上任僅兩個月，就奏請將他曾投靠過的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秦觀，張士良等共309人按各自罪行劃分等級，全部列為“奸黨”，好讓天下人引以為戒。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由徽宗手書碑文的“黨人碑”被立於文德殿門前，以上309人的姓名全都被刻於其上。此後，又由蔡京手書大碑，頒行於全國各州縣。
不僅隻有反對變法的舊黨官員會遭此厄運，凡不服從蔡京意旨者都有“奸黨”之嫌。元符三年（公元1020年）四月，出現了一次日食。古人認為天出異象，乃是不祥之兆。一時間，天下議論紛紛揚揚。徽宗對此也大惑不解，登基後就讓諸大臣上書討論這到底緣於何故。許多大臣在奏折中提及這或許與熙寧、紹聖年間的政事有關。而蔡京正是因為合徽宗變法之意才得以入相，擁有今日之顯貴，豈肯容得他人發這種議論！於是，他心中大惱，忙進言道：“陛下千萬不可聽信小人之言。他們實則是想阻止陛下繼承父兄之誌。”此話的威力大矣，那些可憐的大臣們相繼被施以重罰，子孫也跟著遭殃，世代不得在京畿為官。剩下的官員都被蔡京此番大動幹戈嚇住了，言行皆異常小心謹慎，誰都擔心“奸黨”的罪名會無端地降到自己頭上，更談不上與他相對抗了。
踢開一些絆腳石後，蔡京的行為變本加厲，肆無忌憚了。他變著花樣搜刮民財，弄得民怨沸騰，生靈塗炭，時常有人揭竿而起，北宋政權搖搖欲墜。
崇寧二年，他下令在全國更改鹽鈔法，置買鈔所於榷貨務，讓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以換得新鈔。許多商人大賈們聞知叫苦不迭，有人手中持著幾十萬舊鈔，在短短期限內拿不出那麼多錢將舊鈔兌換成新幣，於是所有的家財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自己竟淪落為乞丐。很多人因此發瘋，投水、上吊，蔡京卻不為所動。當時有一名叫章締的官員因同情鹽商們的遭遇而對此頗有微詞，蔡京得知，馬上將其革職。
同時，他還在茶葉上大做文章。茶葉在嘉朝可以自由買賣，至熙寧朝，李稷逐漸恢複官府專賣的榷茶法。蔡京此時提出在荊湖、江、淮、兩浙、福建等七路，仍實行禁榷。規定“產茶州隨所置場”，禁止商人和茶園戶私下買賣。商人買茶後，由官府抽樣、盤點、定級，“批引販賣”。如此一來，政府的收入每年增加了百萬緡，隻是“自此盜販公行，民滋病矣”。見《續資治通鑒》卷88.
蔡京盤剝人民，還往往堂而皇之地打著“紹述舊法”的旗號。紹即繼承，述即遵循，所謂紹述就是繼承神宗意誌，遵循熙豐新法。崇寧元年，恢複雇役法時，僅鞏州（今甘肅隴西）一州人民所交役錢就近3萬貫，而在元豐年間當地人民隻需交400貫，兩者相比增加了75倍之多。崇寧三年恢複方田均稅法，所謂方田均稅法已變成方田增稅法，“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時廢業失所”。見《宋史》卷174，《食貨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