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潛善等人的倒行逆施、嫉害忠良，激起了許多有識之士的不滿和反對。
先是嶽飛“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不圖恢複”，但“以越職奪官”。
太學生陳東，為人正直，嫉惡如仇，過去曾以伏闕上書“請株六賊”著稱於世。他擁護李綱等人的抗戰主張，堅決反對黃潛善等人主和投降的賣國行徑。
靖康元年，李綱被罷尚書右丞，陳東就曾率太學生數百人上書，要求恢複李綱之職。“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驅李邦彥，礫殺內侍數十人。宋欽宗被迫複李綱之職。事後，李邦彥軍曾欲謀殺陳東及“士民殺內侍為首者”，隻是迫於形勢，沒有殺成。
宋高宗即位，“聞東名，召赴行在”，陳東到達行在後，又逢李綱被罷，於是再次“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黃潛善將陳東奏疏皆“留中不報”。陳東的仗義執言，表達了所有正直人士和廣大軍民的心願，但卻使黃潛善等人恨之入骨，“潛善等思有以中之”，準備尋找機會殺掉陳東。時恰有撫州崇仁人、布衣之士歐陽澈，激於義憤，亦徒步至行在上書“極詆”黃潛善等奸臣。在歐陽澈的上書中，其間有“言宮室燕樂事”者，黃潛善便借此大做文章，說歐陽澈蓄意攻擊皇上，以此激怒高宗，“密啟誅澈”。慫恿高宗說：“若不亟誅，將複鼓眾伏闕。”於是，惟潛善之言是聽的高宗將歐陽澈的上書“獨下潛善所”，黃潛善馬上指令府尹孟庾將陳東與歐陽澈同斬於市。
陳東作為一介書生，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熱腸，多次上書，揭露奸佞，辯護忠良，而不計個人安危，其誌可嘉，其情感人。陳東這樣做，並非出於個人恩怨，他甚至還未麵見過李綱。“東始末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因而陳東的被害，引起了人們廣泛的同情，“行路之人有為哭者”。陳東死時年僅42歲。在國家極需用人之際，陳東和歐陽澈作為難得的忠義之士欲為國出力而不得，而以言被誅，不能不激起人們對黃潛善等人的極度憤慨，如尚書右丞許翰等為此力求罷官，而不願再與黃潛善等同朝為官。
在群情激憤的情況下，狡詐的黃潛善竭力掩飾自己的罪行，明明是他謀害了陳東、歐陽澈，但事後又假裝不知，“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己意”，而將府尹充了替罪羊。但欲蓋彌彰，正直的人們不會相信他這一套，因此時人更知其奸詐。
黃潛善等人為了擅寵專權和主和投降，容不得任何主張抗戰的忠義之士。他們在李綱罷相之後，便把攻擊的目標集中到主戰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宗澤身上。
宗澤，自幼豪爽有大誌，登元祜六年進士第。康王開大元帥府，以宗澤、汪伯彥為副元帥，曾屢敗金兵，因而成為舉國矚目的抗戰派中堅人物。加之他“質直好義”，為官“國爾忘家”，故威望益著。
宗澤先是被汪伯彥所沮抑。汪鼓動康王讓宗澤率兵在外作戰，使宗澤“自是不得預府中謀議”，將其變相排擠出帥府。宗澤離開趙構後，率兵自大名轉戰開德、衛南，屢戰屢捷，使金兵聞風喪膽。“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就在宗澤在外力戰之時，黃潛善被授副元帥之職，與汪伯彥共同排擠李綱、沮抑宗澤，從而使主戰派更難申其誌。
建炎元年五月，趙構即帝位於南京，宗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複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趙構深被宗澤之慷慨忠義所感動，想把他留在南京，但“潛善等沮之”。最後，高宗除宗澤為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而未能使其在朝廷發揮更大的作用。
當時高宗剛即帝位，全國軍民精神為之一振，渴望能重整河山，再圖進取，因而全國義兵蜂起，紛紛抗金勤王。如果高宗能及時而有效地利用這種形勢，當會大有希望。可是黃潛善、汪伯彥卻反其道而行之，極力迎合高宗苟且偷安的心理，力主議和，反對抗戰。他們大力主張根據靖康時同金訂立的屈辱和議，劃河為界，割讓蒲、解之地。他們甚至阻撓刑部把高宗即位的大赦文書下到河東、河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以此討金人好感，向其表示和議之誠意。在這種情況下，宗澤再次上疏，堅決反對割地求和，希望高宗抓住時機出師抗戰，以圖恢複。他說；“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嚐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雲‘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宗澤的滿腔報國熱情，再次打動了高宗，“上覽其言，壯之”。但由於黃潛善等從中作梗，僅是將時年已69歲的宗澤改知青州，仍然沒有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