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8年以後，嚴複就集中精力從事翻譯工作。但是他感到單單靠翻譯、引進外國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要啟開民智和振興民族精神就受到了很大的限製，為了使大多數的人能夠接受西方國家的新思想。從1902年以後，他就提倡興辦教育，實行“教育救國”。
嚴複開始提倡教育，是從1902年在《外交報》發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開始的。《外交報》是張元濟1901年在上海創辦的一個半月刊，其宗旨是報道外交事務方麵的新聞，並刊登有關外事問題的論文。嚴複在第三期上看到一篇專論“文明排外”的文章後，很受啟發，覺得它和自己提倡教育、普及文化、開通民智的主張十分相近。但文章比較空洞，沒有具體的辦法和措施。他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指出：療救愚昧的途徑是興辦教育。興辦教育，必須有具體措施。
第一是編寫教材，教材的內容，應以西方國家的科學知識為主。第二是培訓和選拔教師，教材既是以西方的科學知識為主，那麼，教師也必須培訓和選拔這樣的人來擔任。
教師從哪裏來？這也是興辦教育的重要問題。嚴複建議要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一條是各省設立建成師範，選派20歲左右的人速成師範，學習十分之七的西方知識和十分之三的中國文化知識。畢業後可任中小學教師；一條是選派30歲左右的有誌者到英、法、德、俄等國學習。三年後學成歸國，可勝任中學或大學教師。
照這樣興辦教育，中國的教育就普及了，人才就培養出來了，人的聰明才智也就發揮出來了，中國也就振興起來了。
嚴複提出教育救國的思想基礎是：隻有以西方的科學知識來武裝頭腦，才能改變人的精神麵貌。他說：“中國人民受封建思想文化的毒害，已經有幾千年了，如果不以西方先進的文化思想來洗滌人們的心靈上的汙泥濁水，不以西方的科學知識來武裝人的頭腦，人的精神麵貌是無法改變的。”
有人說，嚴複主張教育救國，不是沒有道理的，但用這種辦法救國，未免緩慢些。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所以，人們把他的這種思想叫做“漸變”。“漸變”不是嚴複的創造發明，它在理論上是受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影響，在實際經驗上是受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教育救國是嚴複的主導思想。
1904年，嚴複在開平礦務局工作時的朋友張冀來訪，請嚴複陪他到英國去打官司，張冀為了收回開平礦務局，要打贏官司，就必須請一個精通英語的人做翻譯。嚴複答應做張冀的翻譯和參謀，是出於友情。
1904年冬嚴複抵達英國倫敦，本想幫張冀打贏這場官司，可萬萬沒想到，他逐漸了解實情後，感到張冀貪圖個人私利，麵目可憎，而對手英商也奸詐狡猾，令人氣憤。因而他想一推了之，借此機會觀光遊覽，並重味昔日的情感。但是，如今已成為一個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譯家的他，在思想界享有盛譽，一時名聲大噪。所以，他到倫敦不久，不僅倫敦的朋友奔走相告，準備約請他會麵，孫中山也想趁嚴複在倫敦的機會，和這位思想家討論救國救民的問題。
1905年春，孫中山如期到達倫敦，經過一番調查了解，終於得知嚴複的住址，便親自前去拜訪。過去二人雖然不相識，但彼此有所了解，因此一見如故。他們一開始討論就開門見山地緊緊圍繞改革中國的問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孫中山作為來訪者，首先說他近些年來的理想和工作。嚴複聽完後，卻認為現在中國民智未開，民品低劣，改革不能普遍全國，不能從根本上收到效果。他說：“根據中國的國情，應該立即從興辦教育開始，在全國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振奮民族的精神，社會的改革才有希望。”即主張以興辦教育來開通民智，拯救中華，和當時方興未艾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洪流是抵觸的。孫中山自然不讚同他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