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振華（1916～），江西省崇義縣人。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三軍團獨立營政治委員，第5師14團政治委員，紅一方麵軍保衛局二科科長，紅軍大學上幹隊第2隊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總部特務團政治委員，總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第5縱隊組織部部長，新四軍第3師8旅24團團長兼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華中軍區第6軍分區副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第12縱隊35旅政治委員、縱隊副政治委員、副司令員、代司令員，第三野戰軍30軍軍長，華東軍政大學第1總隊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軍事學院基本係主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第21軍軍長，山西省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沈陽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謝振華，原名謝振伴，1916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崇義縣上堡鎮15裏外的一個偏僻山村。世代貧窮，以耕種山地竹木為生。由於官家地主殘酷壓榨，催租逼稅，全家勞累一年，仍得不到溫飽。剛滿10歲的謝振華不得不去替地主家放牛。由於受地主的壓迫和淩辱，激起謝振華的憤慨，他一怒之下把地主家柚子樹上碩大橙黃的柚子扯落滿地，又把地主家菜地裏的瓜苗全給毀掉。
1928年春天，朱德、陳毅和中共湘南特委領導發動的湘南暴動，聲勢浩大，鼓舞人心，直接影響到毗鄰的崇義山區，為崇義革命的興起，播下了火種。
崇義山區，早在南昌八一起義前後，就有中共地下組織，謝振華的父親那時就是秘密黨員。湘南暴動失敗後不久，一位身穿長衫、頭戴禮帽的年輕人來到謝家。這位年輕人操湖南口音，彬彬有禮，和謝振華的父親如兄弟，是湘南暴動中有聲望的領導者之一、正被敵人通緝追捕的謝煥文。謝煥文住在謝振華家，組織農民，準備再次發動農民武裝暴動。父輩們的革命活動，強烈地影響著激勵著幼年的謝振華，使他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當時打土豪分田地、消滅地主武裝、建立蘇維埃政權等革命口號，牢牢地印在他幼小的心靈中。
1929年的夏天，謝振華的家鄉成立了暴動隊。他的父親當上了上堡暴動隊隊長，率領農友們在上堡和附近的幾個鄉樹起暴動大旗，成立了農民協會，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消滅鄉政府反動民團、焚燒毒害人民群眾的鴉片煙等革命活動。窮苦的勞動人民，喜氣洋洋，敲鑼打鼓，鳴放鞭炮，張貼革命標語，演文明戲，還十分威風地押著地主惡霸戴著高帽子遊街。崇義和贛南地區的反動派，被這一革命形勢所震驚，他們糾集反動勢力，瘋狂地進行反撲。
年僅12歲的謝振華，受暴動隊和父親的指派，也投入了革命武裝鬥爭的行列。1929年7月，他第一次執行到古亭鎮偵察敵人保安團動向的任務。古亭鎮駐紮著贛州地區數百人槍的民團武裝，由當地反動土匪頭子胡鳳章和地頭蛇周文山直接掌握指揮，又有贛州軍閥馬混的支持。這支反動民團武裝，實力雄厚，隨時都能發動突然襲擊，對暴動隊威脅極大。謝振華以走親戚為掩護，來到古亭，緊盯著敵保安團的一舉一動，以便及時向父親和暴動隊通報情況。
初夏的一個夜晚，謝振華從熟睡中突然驚醒，他聽說反動的保安團出動了，這可把他給急壞了，他翻下床連鞋子也顧不上穿，就拚命地向上堡鎮飛奔。古亭與上堡相距60裏，即使急步小跑，最少也得半天才能到達。他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渾身汗濕，還沒有趕到上堡，敵人卻早已搶先趕到，對上堡進行血腥的鎮壓。母親哭訴著告訴謝振華，暴動隊被打散了，打死打傷了30多人，父親和暴動隊政委郭樹聲已被捆綁著押送到縣城。麵對上堡鎮遍地血淚，家鄉重陷日月無光的慘景，他肝膽欲裂，牙齒咬得咯咯響，淚水止不住噴泉似的往外湧。淚水伴隨著自責的悔恨，使他更增強了革命鬥爭的決心和勇氣。
敵保安團為了斬草除根，借口收繳槍支，凶殘地抄家搜家。為了保護謝振華這棵革命幼苗，在鄉親們的掩護下，接連好幾個月，他在親戚朋友家過著擔驚受怕的難熬日子，終於避開敵人的搜查追捕。他有時在夜深人靜之時，或在濃霧彌漫的拂曉之前，悄悄溜回家，叩開母親的門，打聽父親的近況。他千方百計地找暴動隊的隊員聯係，商討營救父親和郭樹聲政委的辦法。
敵人瘋狂的屠殺，並沒有嚇倒上堡的革命人民。就在上堡暴動隊和農民協會遭到殘酷鎮壓，他父親和郭樹聲政委被關進牢房以後，在閩浙贛地區，在贛南地區的10多個縣、區，農民暴動隊一支接一支，有如雨後春筍，爭先恐後，紛紛建立起來，農民運動、農民武裝起義、農民武裝的遊擊活動更加活躍，如火如荼。崇義縣遊擊大隊傳出“要以萬人攻打縣城，救出被關押的暴動隊員”的消息，使敵人十分恐慌，不敢再死硬到底了，終於也放出口風：隻要拿出200塊銀元，就可贖回謝世驥和郭樹聲。謝振華的母親信以為真，到處求借，找遍了鄉裏的親朋好友，好不容易湊足100塊銀元，送到官府衙門。誰知白花花的銀元換來的卻是反動派對父親和郭樹聲政委的殺害。他更看透了敵人欺騙、狠毒、凶殘的反動本性。窮人要活命，要求解放，隻有拿起刀槍和反動派拚殺到底，徹底把這些吃人的“野獸”埋葬！
1930年4月，謝振華參加了家鄉附近的麟潭遊擊隊。7月，他經排長何偉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0月，在遊擊隊和當地反動武裝的一次激烈戰鬥中他負了傷，傷愈後被派到中共河西特委舉辦的工農幹部青年班學習。經過學習，他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他不僅對革命的性質和目標有較深刻的理解，而且對當時的形勢和前途也有了明確的認識。畢業後，他被組織上分配到崇義縣少共縣委擔任縣少先隊長。
1931年夏秋之間，革命形勢突飛猛進，上級黨組織向各縣、區、鄉發出了擴紅號召，暴動隊員、遊擊隊員被調去加入主力紅軍。謝振華遵照縣委決定，帶領100多名少先隊員也去參加主力紅軍。他把帶去的少先隊員交給了紅三軍團第7軍後，手持介紹信到紅三軍團政治部報到，受到軍團組織部長黃克誠的接待。黃克誠把他送到培訓連隊政治指導員的紅三軍團政工幹部訓練隊去學習。學習期間，訓練隊政委周恒親自給他們講紅軍政治思想工作的原則、方針和任務，政治工作幹部應具備的素質和條件，還講紅軍在蘇區的當前任務和長遠目標。當時同班一起參加學習的還有蘇振華、甘渭漢等同誌。學習結束後，他被分配到軍政治部青年部工作。軍青年部長劉誌堅分配他擔任青年幹事兼青年訓練隊隊長。也就在這一年，謝振華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
1932年，紅三軍團攻打贛州失利後，到崇義縣、上猶縣的營前、撾鋪地區進行休整。經過整訓，部隊奉命向贛江東岸中央蘇區開去，參加第四次反“圍剿”鬥爭。這時，紅三軍團又增加了大批新兵，謝振華被調到軍團部新兵營任教導員。謝振華圓滿完成了新兵營的集訓，並負責把這批紅軍新戰士補充到各師、團。
1933年，在紅色首都瑞金，中央黨校成立了紅軍幹部政治班，組織上決定送謝振華去這個幹部政治班學習。過了兩個月，黨校紅軍這個班改為紅軍大學上幹政治第2隊，培訓各戰鬥部隊選送來的營團政治幹部，由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及中央軍委顧問李德親自給學員講授軍事課和政治課。謝振華作為上幹政治隊的學員，聆聽了他們的教誨，深受教益，他感到自己得到了極大的充實和提高。
1934年4月，謝振華從紅大畢業後，根據紅軍總政治部的安排，回到紅三軍團。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同他談話，任命他為紅5師第14團政委。
謝振華回到紅三軍團5師14團任政委時，恰逢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處境極其艱險。由於臨時中央的主要領導者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不顧敵我兵力懸殊，提出“寸土必爭”、“禦敵於國門之外”、“死守廣昌”的錯誤方針，調集紅軍主力一、三、九軍團及紅五軍團一個師，以主力對主力，堡壘對堡壘，於1934年4月10日至4月28日，與有飛機大炮支援的“圍剿”中央蘇區的50萬國民黨軍，在廣昌決戰。結果，不僅紅軍主力損失慘重，元氣大傷，連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也丟失了。“圍剿”的國民黨軍更加氣焰囂張，分兵六路向中央蘇區腹地橫衝直闖，得意忘形地大喊大叫，要在8月1日以前拿下紅色首都瑞金。形勢的發展，使紅軍的反“圍剿”鬥爭處於極被動的地步，在中央蘇區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已不可能，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開始了偉大的戰略轉移——長征。為掩護臨時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紅三軍團（欠第6師）撤至貫橋地區。紅三軍團，還有紅五軍團的一個師，統歸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依托瑞金北麵的重要屏障高虎腦，緊扼國民黨軍南進的咽喉要地，阻擊南進石城的國民黨軍。
紅5師師長李天佑、師政委陳阿金向謝振華等傳達了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堅守高虎腦進行阻擊作戰的指示。謝振華剛到紅14團任職，顧不上歇口氣，受領任務後馬上和團長王明昌、團參謀長陳連華一起研究全團作戰部署，布置戰前練兵及各項作戰保障工作，他還親自到野外看地形，參與討論陣地配置、兵力使用、工事構築等一係列問題。
戰鬥開始前三天，李天佑師長陪同軍團首長彭德懷和楊尚昆來到14團，檢查了前沿陣地的工事，讚揚14團的戰前準備工作，不料謝振華卻意外地受到批評。原來，炊事員在飯桌上放了一碗燉雞，表示對軍團首長的招待。彭德懷不但不吃，還板著臉，聲色俱厲地對謝振華發火：“部隊這麼艱苦，還吃雞。吃得下去嗎？我不吃！”謝振華雖然有點下不了台，但並沒有因此感到委屈，反而非常感動，更加敬重首長。他想，首長對部隊這樣關心，對自己要求這麼嚴格，這是首長的真正愛護，作為團的領導，自己更應該以首長為楷模，時刻想著部隊，想著前沿陣地，經常到前沿去了解下情，及時解決部隊的困難。當時，前沿陣地上指戰員們沒日沒夜趕修工事掩體，多少天沒合過眼，吃不好飯，喝不上水，有的生疥瘡，打擺子，中暑，但都咬牙堅持加修工事，多可貴呀！他感到坐立不安，於是他很快召開了一次有各營教導員和政治處幹部參加的戰時政治工作會議，討論領導幹部樹立愛兵愛部隊的觀念及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和保持部隊戰鬥力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