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觀察著民眾，並從高處向他們的黑暗投射一束劃破黑暗的光亮，並為富人和中產階級那片更加黑暗、幽深的夜送去了兩本悲壯的小說。當時可以感覺到，那個時期，他的藝術思想被戲劇形式統製。《伊萬·伊裏奇之死》和《克勒策奏鳴曲》是兩部緊湊、集中表現真正內心的悲劇小說；而《克勒策奏鳴曲》是悲劇的主人公在自述故事。
《伊萬·伊裏奇之死》，創作於1884至1886年，是最能感染法國民眾的俄國作品之一。在本書的開頭，我就記述了我親眼目睹的法國外省那些並不關注藝術的民眾，被這部作品所打動的情形。因為這部作品能夠以一種亂人心扉的真實描寫手法，刻畫了普通市民階層的一個代表。主人公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公務員，沒有信仰，也沒有理想，甚至是沒有什麼思想，隻知道埋頭工作，生活過得很機械，直到臨死，才猛然覺醒，驚慌地發現原來自己虛度了一生。1880年，代表歐洲資產階級的人物叫伊萬·伊裏奇。他經常讀左拉的作品，聽薩拉·伯恩哈特的演唱會，而他也是一個沒有任何信仰，並不反宗教的人：因為這個資產階級不願花費心思去信仰，或不信仰，而且他們根本就不想這個。
《伊萬·伊裏奇之死》對人世，特別是對婚姻的強烈攻擊與挖苦是絕無僅有的，而它也引發了一係列新作品：它預示著《克勒策奏鳴曲》和《複活》裏，將會出現更加粗暴、憤世的畫麵。書中描繪了人生--成千上萬的人都擁有這樣的人生--的淒切、可笑和空虛，每個人都懷有粗俗的野心、虛榮心、可憐的滿足感，卻可這一切沒有絲毫樂趣--“隻是較同自己的妻子在夜晚相對而坐好一些罷了”，工作上的煩惱、沮喪，真正的幸福隻不過是玩玩“惠斯特”而已。這般可笑的人生竟然因為一個更可笑的原因而喪失：有一天，伊萬在給客廳的一扇窗戶掛窗簾時，不小心從梯子上摔了下來。生活就是一句謊言，疾病也是謊言。隻在乎自己身體健康的醫生在說謊。厭惡疾病的家人在說謊。一直規劃著丈夫死去後，自己該如何生活的妻子--表麵上還假裝忠貞--也在說謊。一切都是謊言，隻有那個有同情心的仆人敢於和這些謊言相對抗。他並不想對那個即將死去的人隱瞞其病情，而且還友愛地照料著他。伊萬·伊裏奇“十分憐憫自己”，他為自己的孤苦無助以及人們的自私感到傷心，痛哭流涕。他感到異常痛苦，直到有那一天，他發現自己以往的生活竟然是個謊言，但同時他也發現這個謊言是可以修補的。於是，他頓時清晰明朗了--可惜這發生在他死前一小時。他不再想自己，而是想他的家人，他突然很可憐他們。他應該死去，應該通過“死”的方式讓家人解脫。
“你在哪裏？痛苦--啊，原來它就在這裏……那好吧，你就這樣硬撐著吧。--死亡呢？你在哪裏？--他找不出路。沒有了死，就隻有光明。--“完了。”有人說。--他聽到這些話，在心裏重複了一遍。‘死亡不存在了。’他喃喃自語。”
在《克勒策奏鳴曲》中，這束“光亮”似乎已經消失了。這部作品展現的是殘酷，矛頭直接指向社會，它就像一頭受傷的野獸，因為受苦而欲尋機會報複。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這是剛剛殺了人、被嫉妒的毒素侵蝕的野蠻人的懺悔。托爾斯泰隱藏在這個人物背後。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那些對虛偽的指斥中，發現他那特殊的思想。這裏所說的普遍的虛偽指的是女子教育、愛情、婚姻（家庭中的“日常賣淫”）、社會、科學、醫生--這幫“播種罪惡的人”。然而，他的主人公卻選擇了一種更粗野的表達方式，采用了一種更激烈的肉欲描繪，把一個淫蕩的軀體刻畫得淋漓盡致，同時，還因此表現出了一種極端的禁欲，和對情欲既恨又怕的矛盾心理，猶如一個受到肉欲煎熬的中世紀僧侶在詛咒人生一般。寫完這本書，托爾斯泰也頗為驚愕：
“我根本沒有預料到，”他這本書的跋中寫道，“在我寫這本書時，一種嚴密的論理主義會將我引至這般境地。最初，我竟會被自己的結論嚇到，我非常驚駭。我曾否認這些結論，但是我辦不到……我不得不接受它們。”
其實，他不得不以一種平靜的方式記錄殺人犯博斯多謝夫因為愛情和婚姻而發出的凶狠的呐喊：
“一雙色迷迷的眼睛看著女人，特別是他的女人--而此時，他已經同她犯下了奸情罪。
激情之後，人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類將遵循自然律令，由神明實現人類的大同。”
托爾斯泰根據聖馬太的《福音書》的論調指出，基督教的理想並不是婚姻，按照基督教的觀點，婚姻並非是進步的元素，反倒是一種墮落；而且，愛情的前前後後所發生的事情正是人類實現真正理想的阻礙……
但是，當這些想法從博斯多謝夫的口中說出來之前，這些想法從未在托爾斯泰的腦中顯現得如此明白、確切。就像偉大的作家經常會出現的一種情況那樣，是作品牽引著作家進行創作，先做藝術家，然後是逐漸變為思想家--而這種轉變絲毫不影響藝術的發展。就效果的強烈、激情的集中、視覺的粗獷鮮明、形式的完滿與成熟等因素而言，托爾斯泰的其他著作中沒有哪一部能夠與《克勒策奏鳴曲》相媲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