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夕陽
穆晨鍾第一次走進我的生活時，我正坐在1993年博雅醫學院圖書館二樓資料室西側臨窗的一張書桌前，瀏覽學校新印製的《英語醫學係（89級）碩士研究生專業暨導師名單》。按照學校規定，我們七年製英語醫學係學生應該在第四學年結束前為自己選定一個導師，以便在未來三年的學業上有一個追隨的目標。
那是5月初的一天，時間接近傍晚。我漫無目的地在校園裏走，因為季節和時光搭配得過於美妙，也因為一時無事，我突然改變了前進的方向，決定到圖書館去坐上一坐。同時，等待食堂開飯。
偶然和隨意使我沒有認真閱讀任何一篇論文的願望。我沿著閱覽架上一路走過，最後停在屋子盡頭一個架子麵前，拿起我剛才提到的那本小冊子，走去坐到我前麵坐著的那個位置。
我依然心不在焉。
對於讀研，我已經有了打算。之前，尚堯說要收我做研究生，我答應了他的。尚堯是博雅病理解剖學教研室主任，中科院院士，學校學術委員會、職稱評審委員會、研究生答辯委員會主任委員，博雅最有名的教授。尚堯出生在南洋一個望族，父親尚逸臣是著名華僑領袖，抗日戰爭時與陳嘉庚一道花重金招募了一支誌願軍，回國投入滇緬公路運輸線，為國家做了很多事。尚堯在美國接受教育，是哈佛的博士。
在博雅，做尚堯的研究生是一件很有麵子的事。
我和尚堯相識在附屬醫院的屍體房裏。大二第一學期，我們上病理解剖學。病理教研室有一項常規工作是替臨床科室做屍檢。我跟主課老師孫朝暉關係好，常央求他帶我去看屍檢。看的次數多了，一些不重要的步驟我也被準許操刀。一次，我給一位死者剝臉皮。這是我特別愛做的活兒，但是那次我犯了一個錯誤。死者生前罹患癌症，長期營養匱乏使他體內的水分和脂肪消耗殆盡。他的臉皮被從前額發際的地方割開掀起，卻阻擋在眉弓怎麼也過不去。我雙手拽住死者的臉皮，一直使著力，但它就是紋絲未動。
我和死者僵持在那裏。有那麼一瞬間，我甚至以為他活了過來，正聚集力量要把我拉到他懷中。這個念頭把我驚出一身冷汗。我想鬆開手，手臂卻像灌了鉛，跟死者緊緊焊在一塊兒，怎麼也分不開。大約過了一分鍾，——也許沒那麼久吧，我突然就崩潰了，失聲尖叫起來。
周圍人不明白出了什麼事，隻有尚堯發現了我的恐懼。尚堯原先站在隔著我兩個人的地方，雙手插在白大衣口袋裏，冷靜而不無挑剔地看著我操作；他這時撥開孫朝暉和另一名助手，一步上前拿起解剖台上的手術刀，替我在關鍵的地方“刷刷”補了兩下。
“嗞啦”一聲，那人的臉皮被我猛地掀起，倒扣著兜到他的下巴上。
這股力量如此巨大，以致我像射出了子彈的彈殼反彈出去，踉蹌著向後跌倒。又是尚堯眼疾手快，在旁人本能地向外躲閃的同時，退步到我身邊，一個海底撈月將我穩穩攬在他的懷中。
尚堯這樣做之前，還能夠從容地放下手裏的手術刀，不致讓它傷害到我。
“Are you ok？”尚堯低頭注視著他懷裏魂飛魄散的女學生，萬般溫存。
我一頁一頁翻動著冊子，不時舉起貼在鼻子上輕輕嗅上一下。新鮮油墨散發出的醇厚香味讓我愉快，我於是抬眼向窗外，欣賞著5月的天光和夕陽。
我喜歡5月，以及夕陽。
5月的天氣是一年中最舒適的，它不僅遠離了殘冬的蕭瑟和冷酷，連春天裏萬物複蘇帶來的忙亂和嘈雜也沒有了。5月的每一片葉子都是持久的，你可以一直期盼它們堅持到秋天，甚至從中結出果實。我喜歡5月，因為這個月裏有我的生日。我的生日在這個月的16日，5月16日。小時候，我常被母親斥為“五一六分子”，因為我慣於破壞和製造混亂。母親這樣說時我總抗辯，說要是那樣，陳子東才是真正的“五一六分子”呢。陳子東是我家樓下的鄰居，比我大8歲，恰巧在1966年5月16日這天出生。陳子東是一個孤兒，他媽生他時難產死了，他爸是空軍司令員，“文革”一開始也自殺死了。
陳子東後來被我家樓下的李嬸收養。李嬸是一個獨居的女人，她以前做過妓女，後來被一個相好的國民黨軍官贖了身。北平解放時，李嬸的丈夫把大老婆和孩子送去台灣，自己隨傅作義起義投了誠。20世紀50年代，李嬸的丈夫在一次運動中被槍斃，簽署命令的恰是陳子東的父親陳克。李嬸在危難之時收養殺夫仇人的遺孤，這件事令大院裏的人對她多少生出些敬佩。
而之前，他們對這個陰鬱妖嬈的女人一向是不齒的。
我說的這個大院在北京的西城。類似的院子附近還有幾個，都是部隊的機關單位。我父親何盛章是司令部機要參謀，空軍最優秀的飛行機械安全專家。母親舒立在大院機關醫院工作，是一名藥劑師。因為父親，我家住在北院臨街一排雙層洋房二樓的一套四居室裏。那房子原先是修給蘇聯專家的，有著極高的淨空和鑲嵌仔細的橡木地板，房頂貼著石膏雕花紋飾，門楣厚重、窗欞闊大，每一扇門窗上麵都壓著半個發條橙子的拱圓，十分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