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驚在一旁不知所措，良久，才囁嚅道：“孩子，不管你怎麼看，爸是愛你的，爸為你可以去做任何事，包括去死！”
我赤足躲在何雨房門外的陰影裏，手摳著牆壁，渾身止不住地發抖。我想，父親怎樣能說這樣的話呢，他要是死了我怎麼辦？我的喉嚨裏仿佛堵著一團水草，憋得喘不上氣。
過了許多年，我才知道，何雨那時就已經患了不輕的抑鬱症。何雨當時的情形十分危險，他的神經非常緊張和脆弱，像一根繃得太緊的琴弦，稍微再有一點刺激便可能斷掉。
何雨還是出事了。他在1989年5月的一個晚上離家出走，不知去向。
我的家陷入空前災難。父親一夜間蒼老了40歲，像一個剛剛從墓穴裏爬出來的僵屍，六神無主，魂不守舍。父親猜測何雨卷入了學潮，他去了海澱每一所大學，又挨個找到何雨的同學，哪裏都沒有何雨的消息。
每天早晨，父親天不亮就出門，趕坐頭班地鐵去天安門廣場。不久以後，城市交通癱瘓，父親改騎自行車，出門就更早了。在家裏，我又抑製不住開始摳食牆皮。我正複習高考，時間進入倒計時，何雨的失蹤和父親的早出晚歸令我完全讀不進書去。我長時間站在我房間朝北的窗前，俯瞰著長安街上的景象。緊閉的木格窗阻擋了外麵的燥熱和混亂，讓我因為置身陰涼而對眼前的一切生出一種固執的懷疑和不真實感。
父親回來得越來越晚了。我很困倦，把複習資料攤在書桌上，頭枕在臂彎裏，一邊看書一邊等父親。很多時候，我的眼睛已經閉上，悄悄地睡著了。但一聽到門鎖的響動，我總會驚醒。我推開椅子跑去客廳裏，看見父親垂著頭，拖著疲憊的身體進來，我便知道，何雨仍然沒有找到。
我整整一天沒有見到父親，但我幾乎不敢看他的臉。父親的臉色越來越灰暗，皺紋深重，布滿絕望的頑強，看了讓人傷心。我隻在父親身邊站一下，什麼也不說，就回到我自己的房子裏，把門闔上。
6月初的一天深夜，父親回來得特別晚。他看上去格外憂慮，說走遍了廣場的每一塊地磚，都沒有找到我哥哥。那晚，我睡得很不好。淩晨的時候，我又做了那個我經常做的夢。在夢裏，我尋找何雨，不知怎麼又找到那片海底。我掀起每一塊礁石，看底下有沒有何雨。借著海水強勁的浮力，我將一塊巨大的黑色礁石推到一旁。無數細紗騰起彌散的濁浪裏，一條光亮的隧道忽然顯露在我的眼前。
如同以往無數次，我向隧道盡頭的光亮處遊去。就在我快要接近隧道口的時候，那個地方出現一個模糊的人影。他擋住了我的視線，他向我伸出手，無比親切地說：“來吧，我的孩子。”
那個人很像我的父親。我不由地叫了一聲：“爸爸！”
忽然，遠處傳來一記清脆的響聲，像一個氣泡從海底升騰並破碎在海平麵上。我猛然驚醒，本能地從床上跳到地上，推開擋住我的椅子，光腳向客廳跑去。我拉開房門。外麵，何雨背著一個髒乎乎的破牛仔包站在我麵前，他衣衫不整，頭發很長，胡子也幾天沒刮了，手中正拿著家裏的鑰匙。
看到何雨我毫不吃驚，但他讓我憤怒。我因為憤怒而淚流滿麵，我抓著何雨的襯衫把他拽進家們，狠命地打他、踢他，踩他落在地板上的影子。我哭著說：
“哥，你找死啊！你到底去哪裏啦？”
何雨去了湖南老家。他原本是想去自殺的，遺書都寫好了，不知為什麼又沒有死。
不堪一擊的語言
正如人們擔憂的，賀蘭腦子裏的瘤子果然沒能根除。第一次手術3個月後，賀蘭又做了第二次腦部腫瘤手術。
第二次手術後，賀蘭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她把從自己腦內取出的腫瘤當做研究標本，做了一套細胞凋零實驗，作為自己碩士論文的一部分。
“凋零”（apoptosis）是醫學界新近提出的關於腫瘤發生機理的一個概念，它指除病理性壞死外機體細胞的正常死亡。從生物學角度講，死亡如同再生，對維持自然界的平衡、物種種族的延續，甚至個體縝密有序的生命過程都十分必要。生物體細胞的正常死亡程序被稱為“凋零機製”。而一旦某個組織細胞喪失了凋零機製對它的控製作用，它就將無限地分裂增生，成為癌腫。賀蘭搞到了一些細胞凋零因子抗體，用在她自己的腦瘤切片上，它們果然又有了旺盛的活力。
我仍然每天去看賀蘭。但這次手術後，再麵對賀蘭，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膠質細胞瘤的手術治愈率隻有不到1‰，一旦二次複發，幾乎不再有康複的可能。在事實麵前，我總是無話可說。所有那些安慰病人的套話此刻在我看來都是多餘的，甚至是虛偽的。賀蘭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腦子裏的這塊癌腫。她知道那瘤子生長的確切位置，想象得出癌細胞如何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地擴增和占位。賀蘭體會得到大腦受損的一係列變化：頭痛、惡心、智力下降、運動失控，等等，她甚至可以在基因水平上分析這些過程的本質。還有什麼比如此清醒地看著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更殘酷的事情？
賀蘭的床頭櫃上放著一隻1000ml的廣口標本瓶，裏麵盛著她的一塊淺白色腦瘤組織。一次，我去看望賀蘭。賀蘭正對著標本瓶發呆，看見我進來，她衝我淒然一笑，幽幽地說：“舒展，都說死亡對於生命是必需的，可有誰真的願意死掉呢？即使一個癌細胞，一個在錯誤基因編碼下生長出的組織，它也拚命地不想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