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角度看大師
如何看待同時代最有成就與地位的文化藝術界人士——大師或大家，關係到傳統價值觀與現實評價體係。
中國現在有沒有大師？誰可以被稱為大師？近些年來，總是不斷有人就此爭議不休，肯定論者大都是名家大家的學生或朋友，極盡鼓吹讚揚之能事，動輒就“高山仰止”；而否定論者大都是沒機會被稱為大師的，同時對被捧為大師的大大不以為然，其觀點大都不外乎說中國現在無大師，誰都沒資格被稱為大師。其實，這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大師是對一個行業、一個專業的出類拔萃者的美譽，理論上講，有兩個層麵的定義，一是縱向的，也就是從古至今同專業領域最傑出者；二是橫向的，也就是和同時代的同行相比，成果最多地位最高者。此外，在口語中，“大師”還是文化藝術專業晚輩後學對專業有成的長者的尊稱。換句話說，當今之世，大師說有就有、說無亦無。即使是對真正的大師，也不必過分迷信膜拜，張之洞說得好：“大家者，氣體較大，所造較深，所能較多耳。若謂大家兼有古今之長，此目未見眾集之謬說也。”（《書目答問二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01頁）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有保留地欣賞、學習、研究、繼承。
我在自己主編的報刊上長期開設“大師訪談錄”專欄，還出過《大師談藝錄》兩巨冊圖書，不言而喻，是主張“有大師論者”。不過，我清醒地知道，由於上個世紀從晚清到民國軍閥混戰再到新中國成立後運動連連，中國的文化人知識分子幾乎無人幸免，我曾總結出一個“20／20理論”，也就是在1949年未滿20歲與在1976年已滿20歲的，準確地說是1929年至1956年期間出生的中國人，在文化學術知識修養上程度不同地普遍先天營養不良，是受災的一代，是毀掉的一代，因為從“反右”到“文革”的20年知識劫難，沒有誰能做到置身局外、誰要說“舉世皆醉我獨醒”能夠始終讀書、學習、研究、寫作，未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與幹擾，那是誑人的謊言，20年不讀書、不學習足以廢掉第一流的天才，而1929年以前出生的到今天最年輕也80歲左右了，垂垂老矣，1956年以後出生的最大也才5O歲出頭，對文化藝術專業來說，還有些小（何況還要扣除1966年到1976年10年時間）。所以，在今天文化藝術界要找到真正能做出前無古人、天下無雙的成就而被公認為大師者，實在不合理的奢望。被荒廢了的十幾年，是無法彌補的缺陷。在最嚴格意義上來衡量，21世紀的中國文化藝術確乎是沒有大師的。然而，世間萬物都是比較而言的。即使是在文化最蕭條的時期，也會有與眾人相比更有學問、更有才華的入。
大師的價值不僅在於著作與成就多麼高，而在於讓從事同樣學習與研究、創作的人們有效法、景仰的榜樣。尤其是對青少年來說，大師的存在就是努力進取的動力，追求卓越能使人生更加充實、更美滿、更幸福。從人類文化的傳承角度，大師擔負著引導時代的使命。因此大師是文化藝術的希望，沒有大師的時代是可悲的時代。
在文博書畫領域，啟功、黃苗子、王世襄、許鴻賓等可謂有口皆碑的大名家，稱他們為大師，應當是名符其實的。作為後學，我有幸逐一登堂入室多所請益，這種機會相當難得，可以說是可遇不可求，不可複製的。現在把我與諸位大師的談話記錄整理成冊，附以專題研究或紀念文章，相信對文物、博物、書畫有興趣的讀者能在史料、觀點或治學方法上有所助益。限於個人才疏學淺，盡管我無一例外地遍讀其著作，但還是對諸位大師的成果與建樹所知所見極為有限，因此，文中定有差誤。用個比喻，這套叢書就相當於是一個學生的聽課與請教名師的筆記或作業，筆記與作業都不可能與老師所講授的一毫不差，無庸置疑，精華是老師的，差誤是學生的。當然，這隻是一個比喻，而西諺有雲“所有比喻都是跛腳的。”（我親耳聽到一位20／20的前輩領導在會議上一字一頓地說成了“所有比喻都是蹩腳的”。）
有必要說明的是，總體而言此書與其他同類題材圖書有所不同的是作者的獨立的立場。我至今不曾拜任何一位文博書畫名家為師，因此，在與大師們的訪談中，也始終保持著相對更為客觀、理智的心態，我研究大師、敬重大師、欣賞大師、學習大師，但是並沒拜倒在哪位大師腳下，更不以哪位大師的學生或門生、弟子自居，在與大師來往以及整理寫作的過程中，我非常清醒地自我定位在一個訪問者、一個客人、一個同行的角色上。我一直認為，作為受過係統現代教育的學者與研究者，在與名家泰鬥進行比較嚴肅與正式的討論時（這些訪談往往是在閑聊、說笑一樣的氣氛中包含很嚴肅與正式的話題），平等的意識與正視（而非仰視）的角度更符合學術精神、更有益於知識的交流與問題的探討。我對大師的興趣完全是學術與藝術方麵的，其餘一無所求，所謂無欲則剛，既無心在名位上攀附，也無意在利益上揩油借光，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獲就是能夠得到如此多的權威名家的認真鄭重的接待，答疑解惑，傳經授道，成為接受過同時代最有名望的大師們指教的幸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