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國知識分子史：我國世界史學科亟待拓展的研究領域
“知識分子”（其法文、英文單詞分別為“intellectuels”和“intellectuals”）是一個在傳媒中出現頻率甚高的術語。盡管如此，學界對於知識分子這一社會群體的界定，至今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在中外學者就這一問題提出的多得令人眼花繚亂的論述中，筆者較為傾向於認同著名學者餘英時先生在其名著《士與中國文化》的自序中對“知識分子”所做的理解和界定。餘先生認為：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可以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他行業的腦力勞動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局限於職業範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之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及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益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2】。在充分表示認同之餘，筆者亦將基本借用餘英時先生對“知識分子”的上述理解和界定來觀照本書的研究對象。
有意思的是，雖然“知識分子”的界定至今仍歧義紛呈，但世界各國的人們在談到知識分子時，腦海中往往會浮現出一些法國知識界著名人士的形象：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憤然宣布“我控訴！”的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被譽為20世紀後半葉“時代的良心”（conscience de soNtemps）的讓-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積極充當法國監獄改革運動等諸多社會運動先鋒的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不時以反“全球化”的鬥士或自由資本主義的狙擊手麵貌出現在世人麵前的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等。
顯然，上述人士已被世人奉為知識分子的楷模。與此同時，法國知識分子似乎有太多的理由被世界各國的同道所羨慕。在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看來，似乎沒有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20世紀，尤其是戰後“知識分子的輝煌的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 de l'intelligentsia）中法國知識分子那麼高的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程度，享有如此之高的社會地位，起著如此之大的社會作用，以至於他們的言行幾乎時時刻刻都成為法國傳媒（有不少時候甚至是國際傳媒）關注的焦點。【3】
我們以為，這一現象的出現與凸顯很大程度上是與法國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生活的高度“介入”（engagement）密切相關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從形容詞轉化而來的名詞“intellectuel”來指稱的這一社會群體就已表現出這樣一個基本特征：以自己的思想和觀念為出發點，積極介入社會政治生活。此後，這個特征被法國知識界廣泛接受，有意識地加以繼承、改造和發揮，從而使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活動從個別知識分子的自發性行為，發展成這個社會群體的帶有普遍意義的自覺性行為，並將其作為身份認同的標誌。從德雷福斯事件以來，法國知識分子開始將這種“介入”作為自己最主要的生存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知識分子的輝煌的30年”中，“介入”甚至被認為是知識分子唯一的生存方式。鑒此，法國史學家勒內·雷埃菲爾（René Rieffel）曾指出；“所謂‘介入的知識分子’這個稱謂純粹是一種同義反複，一種多此一舉。在我們法國，不存在不介入社會政治生活的知識分子。”【4】另一位法國著名史學家讓-弗朗索瓦·西裏奈利（Jean-Fran？ois Sirinelli）也指出，知識分子廣泛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在法國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法蘭西的“特質”（singularit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