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德雷福斯事件的結局與法國知識界的“左傾”
1903年，當初曾力勸德雷福斯暫時接受“特赦”的饒勒斯再次發起了要求重審的運動。在饒勒斯等人的努力下，1906年7月12日，高等上訴法院的三個分庭又進行了一次會審，會審的結果是，認為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不利於被審判者的證據，德雷福斯是被“錯誤地和冤屈地”判罪的，故宣布雷恩審判的判決無效。與此同時，會審法庭還提出，不得對德雷福斯再進行任何審訊。會審結束後不久，議會還通過一項政府的議案，恢複德雷福斯和皮卡爾的軍籍。德雷福斯被提升為少校，並被授予榮譽勳章，皮卡爾則晉升為準將，並有權得到優先提拔。後者在1908年還出任了克雷孟梭政府的陸軍部長。至此，近12年的沉冤終於得以昭雪，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
遺憾的是，左拉沒能看到這一天，1902年9月29日，他在巴黎去世。10月6日，法朗士在《震旦報》上發表了名為“讚頌左拉”的悼文，最後結尾這樣寫道：“讓我們羨慕他，他以多產的著作和高貴的行為為祖國帶來榮譽。讓我們羨慕他：他的使命和善心給了他偉大無比的命運，他是人類良心的一刹那。”【50】1908年，左拉的靈柩被移入先賢祠，這是對法蘭西做出非凡貢獻的人才能享有的殊榮。“人類良心的一刹那”成為了法國知識分子乃至整個法國集體記憶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說，圍繞著德雷福斯事件所展開的鬥爭及其結局在法國政治史上的意義則是重新端正了共和國的方向，使法國政治向左轉，那麼，它在法國知識分子史上的意義則是抑製住了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在法國知識界的影響，使法國知識界出現了向左轉的傾向。自布朗熱運動以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政治舞台呈現出日益右傾的狀況。其突出的表現是極端民族主義思潮——一種唯一能夠在當時把原先各自為政的反動保守勢力——軍國主義、君主主義、教權主義與反猶主義——整合在一起的社會政治思潮的影響力日見擴大。與此相應，法國的社會文化界亦日趨右傾。其最突出的表現是一個具有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在迅速地崛起。這一知識分子群體的最初的特征主要是軍國主義的狂熱、教權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傾向，以及對議會製共和國的軟弱無能的憎惡。其具體表現又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這些對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失敗耿耿於懷的民族主義分子為了對德報仇雪恥，對軍隊充滿深深的敬仰之情。隻要能維護軍隊的利益，他們甚至不惜犧牲一切（包括犧牲政治原則），由此，在他們身上已被深深地打上了軍國主義的烙印。第二，這些知識分子早就對議會製度極度地厭惡。早在布朗熱運動期間，一些反動文人就多次對議會製共和國發起進攻，如德律蒙及其領導的小團體“愛國者同盟”就是如此。德雷福斯事件為他們提供了新機會。通過各種蠱惑性極強的宣傳，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從中小資產階級的廣大階層中獲得了不少支持者，使自己的運動成為一種引人矚目的城市運動。這一富於大眾性與戰鬥性的知識分子群體，通過自己控製的組織“愛國者同盟”、“法蘭西同盟”、“法蘭西行動同盟”等，在大街上不斷製造騷亂。同時，其控製的各種報刊則日複一日、連篇累牘地譴責議會裏的“騙子手”。也正是在反議會製共和國這一點上，法國原有的反動保守勢力在這些民族知識分子身上找到了共同點。由此，複辟之心未絕的君主主義者、頑固保守的天主教徒與他們糾集在了一起。當然，這些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本身的政治目標也不是全然一致的。如巴雷斯主張建立專製集權的共和國，而莫拉斯則認為還是君主政體才能拯救法國。【51】
第三，這些知識分子開始與歇斯底裏的排猶反猶思潮結合在一起。19世紀晚期，由於猶太人在法國的經濟界，尤其是金融界擁有相當大的勢力，猶太資本家與法國資本家集團經常發生尖銳的衝突，又由於不少猶太人在普法戰爭中英勇地為捍衛自己的新祖國——法國而戰，使法國軍隊中出現了不少猶太籍軍官，這又招致了很多法國軍官的妒忌與不滿，而19世紀最大的舞弊案“巴拿馬醜聞”的爆發，更使一場新的反猶浪潮蔓延全國。反猶主義知識分子的突出代表德律蒙聳人聽聞地提出，種族上低劣並信奉原始宗教的猶太人已控製了法國。1886年，他先是拋出了小冊子《猶太人的法國》，繼而又創辦了副標題是“為法國人的法國”的《自由言論報》（La Libre Parole），將法國社會所有的弊端統統歸罪於猶太人，呼籲將猶太人趕出法國。
莫拉斯多次宣稱，法國有“四個外來的毒害者”，即新教徒、猶太人、共濟會會員和歸化為法國籍的外國人。巴雷斯則斷言，法國自大革命以來發生的壞事都和猶太思想、新教思想以及外來思想有關。更有甚者，出於對猶太人的極度厭惡，巴雷斯後來甚至宣稱，根據德雷福斯的種族和他的鼻子的形狀，就可斷定他是有罪的。【52】
毋庸諱言，在德雷福斯事件爆發前夕，這些具有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文人在法國知識界的影響不容低估。事實上，他們在當時的影響力甚至要超過後來加入德雷福斯派陣營的那些文人學者。因而，當時的法國知識界就整體而言已日趨右傾。也正是這一原因，在德雷福斯事件爆發之初，向來被認為執法國知識界之牛耳的法蘭西學院的幾乎所有院士都是反德雷福斯派。然而，德雷福斯派知識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間的英勇鬥爭及其勝利的結局不僅有效地阻止了法國知識界向右滑的趨勢，而且還成功地使其向左轉。更有甚者，德雷福斯事件還使一大批法國知識分子進一步走上為社會主義或為人類的進步事業而奮鬥的道路。這方麵以饒勒斯和法朗士最為突出。
饒勒斯是一位集演說家、政治家、哲學家和曆史學家於一身的才氣橫溢的知識分子。他出身於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1876年入著名的路易十四中學就讀，1878年考入曾被羅曼·羅蘭稱為“人道主義修道院”的著名高等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學院，1881年在該校畢業，並與後來的法國哲學大師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53】一起通過了法國大學和中學教師學銜的考試。1881年至1883年，他在塔爾納的阿爾比中學（lycée L'apérouse d'Albi）任哲學教員，隨後去圖魯茲大學任講師。1885年，他在年僅26歲時就首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任期屆滿後，於1889年回到圖魯茲大學重掌教鞭，並開始撰寫國家博士論文。饒勒斯從1893年首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時就開始加入社會主義運動，從那以後他就一直站在為爭取實現世俗的和社會的共和製而鬥爭的最前列。饒勒斯在德雷福斯事件的鬥爭中不顧個人安危，連續發表文章並多次發表演說，為德雷福斯作無罪辯護，與反動保守勢力展開不屈的鬥爭，並進而完全信仰社會主義，最終形成了他的社會主義觀。他認為，社會主義的理想是民主製和共和製發展的最後終結，認為社會主義的最好定義就是實現全部的權利、全部的正義，就是使人成為真正的人。他還強調自己的社會主義起源於法蘭西，受法蘭西精神的鼓舞，是法蘭西性質的。由於饒勒斯積極支持和領導工人運動，努力爭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因而在工人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時也被其政敵恨之入骨。當時，攻擊和誹謗饒勒斯的文章多得不可勝數。單單法國當時最大的資產階級報紙《時代報》（Le Temps）每天都要發表一篇——多時數篇——攻擊饒勒斯的文章。但是，即使是這樣的一份報紙，在饒勒斯被人刺殺身亡時，也不得不承認他“思想極端敏銳”，“為人無比廉潔正直”。【54】
作為一位聲名顯赫的大作家，法朗士通過德雷福斯事件進一步走上了為人類的進步事業而奮鬥的道路。在鬥爭過程中，法朗士雖然一度處於少數甚至孤立的地位，但他仍然無所畏懼地走在德雷福斯派的前列，使自己從一位名作家轉變為國內外知名的進步人士。這一時期，法朗士在國內除了為德雷福斯伸張正義之外，還開始積極同情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事業，例如積極投身於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間興起的大規模的工人教育運動——“民間大學”運動，如主持一些“民間大學”的開學典禮，多次在相關集會上發表演說。法朗士還積極參與了當時法國的反教權主義的鬥爭，為法國最終實現政教分離做出了重要貢獻。1903年，在任期內將打擊教權主義勢力作為頭等大事的埃米爾·孔勃（Emile Combes）總理把反映自己觀點的主要演說結集為《一個世俗的運動》出版時，卷首的長篇序言就出自法朗士的手筆。法朗士在序言中旗幟鮮明地主張法國實行政教分離，其態度甚至比孔勃這位堅定的反教權主義者更為鮮明，從而使這篇序言成了反對教權主義的有力武器。更為引人矚目的是，法朗士在這一時期還開始走上了國際政治舞台，他積極地聲援世紀之交被屠殺的亞美尼亞人民，主持了為亞美尼亞孤兒募捐的義演，不遺餘力地參加這方麵的各種集會並發表演說。法朗士還積極支持俄國人民反對沙俄專製統治的鬥爭。1905年，沙皇政府因財政困難準備向法國借款時，法朗士作為剛成立的“俄國人民之友協會”的主席，立即組織集會表示抗議。在俄國當局宣布要秘密審訊高爾基的時候，以他為首的這一協會立即發表了呼籲書，迫使審訊延期。同時，法朗士也不放過一切機會來譴責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例如譴責法國殖民官員在剛果用炸藥炸死黑人的行徑，抗議羅馬尼亞政府對猶太人的歧視和迫害，甚至還對歐洲列強對中國進行侵略的行為進行了抨擊。【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