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來自東方的曙光”
1918年11月11日11點，當前線實現全麵停火時，巴黎響起了慶祝勝利的隆隆禮炮聲。全國各地的大中城市也和首都一樣沉浸在歡樂之中，人們興高采烈地湧向街頭，奔走相告，不少人還載歌載舞，相互擁抱。休假的軍人，甚至包括死難者家屬都加入了狂歡的人群。多年的災難與悲痛已被完全地拋在了腦後。事實上，法國人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對停戰協定的簽訂感到歡欣鼓舞。首先，戰爭終於結束了。《喔唷！》，當時發行量頗大的《鴨鳴報》（La Canard encha？né，一譯《被縛的小鴨報》）刊登的這一膾炙人口的標題把戰爭爆發後4年多的苦難、貧困和焦慮簡練而傳神地凝聚到了這聲歎息中。其次，阿爾薩斯和洛林在落入德國人手中近半個世紀之後又重新回到了法國的懷抱，阿爾薩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在歡樂聲中迎來了法國軍隊。大戰結束之後，法國人一心隻想盡快恢複戰前的狀態，回到戰前去。《凡爾賽和約》舉行簽字儀式的當天，報上的頭條新聞登載了隆尚賽馬場重新開放的消息。法國人已經對沒完沒了地為在戰爭中喪生的人辦理喪事以及對戰爭期間的各種各樣的限製感到厭倦。他們像久旱的禾苗盼望雨水一樣渴望新的生活。青年人充滿狂熱。傳自美國的爵士音樂、款式新穎的小汽車、性感的短裙和絲襪似乎很快就壓倒了一切戰爭受害者的憂愁。
大戰結束之後，法國的知識界，尤其是文學界迅速呈現出戰前的那種欣欣向榮的景象。在陶醉於勝利與和平氣氛的作家和讀者的共同推動下，文學事業以空前的速度迅猛發展。同戰前相比，書籍和刊物的品種與數量成倍地增長。讀者和觀眾越來越多。幾乎人人閱讀文學作品或欣賞電影、戲劇。隨著1923年、1924年巴雷斯與法朗士兩位文學大師的先後逝世，當時正處於文學鼎盛時期之一的法國文壇被新的“四大文豪”支配著。他們是保羅·克洛岱爾（PauLClaudel）【1】、保羅·瓦萊裏（PauLValery）【2】、安德烈·紀德和馬塞爾·普魯斯特。普魯斯特雖然死於1922年，但由於他那部七卷本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à lA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隻是在他死前不久方才完成，其最後一卷更是於1927年才出版，故而他的影響剛剛開始。更令人激動的是，戰火消弭之後，巴黎再度作為世界的文化首都而繁榮興盛起來。學生、教師、作家、畫家、雕塑家、設計家，還有成千上萬的旅遊者，從世界的四麵八方蜂擁而至，領略它那優雅的風姿，感受它那溫馨的氣氛。有時人多得簡直要把這個城市給撐破。正如以《第三帝國的興亡》聲名遠揚的美國著名記者兼曆史學家威廉·夏伊勒（Willia MShirer）在其另一部扛鼎之作《第三共和國的崩潰》中所描述的那樣，在那些黃金般的日子裏，文學界，特別是文學界的小說、劇本和富有戰鬥性的評論文章，對於眾多居住在巴黎的人，不論他們是法國人還是被“幸福地放逐”【3】於花都的異邦人來說，都是一個令人感到珍奇而興奮的源泉。人們不僅十分認真地看待出自一個人的想象所創作的作品，而且似乎還把這些作品看得比任何其他事物都重要。與佳作迭出的作家相比，銀行家、商人、政客正在幹什麼或想要幹什麼簡直不值一提。甚至連那些大多數受控於工商業與金融業巨子的報紙也有這樣的反映。一部新書或戲劇，一年一度的為小說而頒發的龔古爾文學獎，兩個敵對的作家派別之間的爭論，一位作家的結婚、離婚或死亡這些事件都刊登在報紙的頭版。當一代文豪阿納托爾·法朗士於1924年10月12日逝世時，法朗士的遺體在用防腐香料處理後，從其貝什勒裏的寓所被運回巴黎。法國政府和人民在10月18日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儀式，而這通常隻有功績顯赫的傑出的政治家或軍事家才能享受到這樣的哀榮。法國文人當時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4】
盡管不少法國人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戰前去，並把戰前的時光編造成為一個“美好時代”（LABelle Epoque）的神話，但是，在經過長達4年多的戰爭之後，再回到戰前去，這可能嗎？回答顯然是否定的。當戰爭結束時，勝利與和平帶來的歡欣鼓舞的情緒，以及認為“這場戰爭將結束一切戰爭”的幻想，都不足以消除人們對4年來往往是無謂的犧牲、破壞和痛苦的記憶。痛苦和憤怒與歡樂和寬慰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了一起。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俄國革命，這一來自東方的“曙光”，有力地鼓舞著人們去渴求和進行變革。而這種對變革的渴求很大程度上得歸因於人們對大戰期間的行政當局和軍事當局強加在自己頭上的清規戒律的不滿。
在十月革命和東歐、中歐革命運動的影響下，戰後初期，法國出現了革命運動的高漲，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反對法國政府對蘇俄的武裝幹涉，在這一過程中，不少法國知識分子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早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西歐時，當時僑居瑞士的羅曼·羅蘭就倍感振奮，並在同年五一節問世的《明日》（Demain）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歡呼俄國革命勝利的短文《給自由的和使世界獲得自由的俄國》。羅曼·羅蘭在此文中把俄國二月革命的勝利看作是“古老西方解放的起點”。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之後，羅曼·羅蘭雖然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某些具體政策與措施持保留態度，但對新生的蘇俄政權始終持歡迎與支持的態度，並對當時西方輿論對蘇俄的攻擊表現出極度的厭惡。1919年10月26日，當協約國對蘇俄進行武裝幹涉和經濟封鎖時，羅曼·羅蘭在《人道報》上發表文章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在大戰爆發後像陷進了一場噩夢之中的阿納托爾·法朗士也產生了新的希望。1918年，因受到饒勒斯的影響早已加入法國統一社會黨的法朗士在給朋友的信中，重申了“必須要有世界革命，必須要有人民的正義和社會主義的勝利”的信念，尤其是表示了對馬克思的景仰：“卡爾·馬克思在1871年就預言了今天發生的一切，他是一個具有非凡天才的人。”【5】始終對羅伯斯庇爾推崇備至的法國大革命史專家馬迪厄，此時則在論著中或講台上，通過強調俄國革命家對法國大革命的借鑒，尤其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與雅各賓派傳統之間的繼承關係，充分肯定十月革命。與此同時，他還積極推動法國社會黨加入共產國際，並在圖爾代表大會後立即加入了剛剛成立的法共。在入黨之後，馬迪厄仍經常在《人道報》、《光明》雜誌上撰文，進一步以自己的法國大革命史的研究成果為十月革命辯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