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30年代精神”和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的騷動
早在戰後初期，由於人類曆史上首次世界性的野蠻大屠殺——第一次世界大戰真正結束了自啟蒙時代以來西方對“理性”與“進步”的樂觀與自信，一場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已在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中蔓延開來。進入充滿著喧囂、騷動和劇變的30年代後，由於親眼目睹了資本主義在史無前例的經濟大危機的打擊下奄奄待斃，更由於對30年代初被輿論揭露的烏斯特裏克事件和斯塔維斯基事件等一係列政治舞弊與財政醜聞的極度反感，使30年代的不少法國青年知識分子心中產生了這樣一個想法：舊社會正在崩潰，新世界有待建設。與此同時，青年知識分子們對自己不得不受製於年長者與舊製度也深為不滿。他們厭惡赫裏歐所稱的“中等法國人”的法國的庸常與乏味，渴望重新找到強烈生活的氣息。德裏厄·拉羅歇爾（Drieu LARochelle）【40】在《吉爾》（Gilles，一譯《醜角》）一書中的一段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對我們這些不說是從戰火歸來，至少是永遠同一種震蕩人心的強烈生活緊密相連的人來說，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因為我們隻是少數年輕人，而且立刻就陷入了一堆老於世故的人當中。轉眼間，他們就把他們的舊製度強加於我們。”【41】為了尋找出路，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有的走上了參加共產黨的道路，有的乞靈於法西斯主義，為數不少的人在不滿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同時，既敵視共產黨，也敵視法西斯主義，試圖另辟專家治國論之類的蹊徑。盡管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此期的路徑選擇各不相同，但這些青年知識分子身上都具有一種共同的違拗精神。對此，法國著名現代思想史專家讓·杜沙爾（JeaNTouchard）【42】把這種共同的違拗精神稱為“30年代精神”。同樣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的法國青年知識分子有著極其明顯的“代”（génération）的意識。如埃馬紐埃爾·穆尼埃（Em-manueLMounier）宣稱：“30年代的一代將是認真、嚴肅、關注各種問題並對未來感到擔憂的一代。”【43】同時，他們也絲毫不隱諱自己與年長者之間的“代溝”，並公開揚言要與之決裂。
十月革命，蘇俄計劃經濟的開始、法西斯主義的產生和當時的經濟危機，所有這一切自大戰以來震撼世界的事件使法國的自由資本主義顯得極為陳舊與過時。在被視為西方文明的總危機中，憤怒的青年知識分子們首先對導致這種危機出現的“金錢的世界”進行了抨擊。在他們看來，在這個由“金錢”主宰的世界裏，已經是物欲橫流，道德淪喪，腐敗公行。換言之，法國現代社會的基礎早已被“物質主義”完全地腐蝕。在進行這種批判的過程中，他們往往把目標對準“金錢的世界”所由產生的經濟自由主義，尤其是它的最典型的代表——“泰勒製”與“福特製”的美國。因此，這一時期，在法國出現了不少涉及並抨擊美國社會製度的著作，如喬治·杜哈梅爾（Georges Duhamel）【44】1930年出版的《未來生活的舞台》（Scènes de lAVie future）對美國的“泰勒製化”現象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並對法國社會亦將步美國社會的後塵表示深深的擔憂。更有甚者，羅貝爾·阿隆（RoberTAron）【45】與阿爾諾·丹迪厄（Arnaud Dandieu）還把自己的相關著作取名為《美利堅癌症》（Le Cance raméricain），認為這一病症的表現包括金融業的不斷集中、投機現象的日趨嚴重、生產標準化的廣泛普及、廣告的鋪天蓋地……他同時指出，這些現象使得現代人日益成為經濟鏈條中的一個普通的鏈環。其次，憤怒的青年知識分子們對法國當時的政治製度也進行了指責。如1932年10月創辦了《精神》（Esprit）雜誌的埃馬紐埃爾·穆尼埃（Em-manueLMounier）【46】在答複天主教民主主義者保爾·阿尚波爾（PauLar-chambault）的公開信中寫道：“資本主義自由把自由民主交給了富人的寡頭政治，這是通過使用民主的方式，並使用自由給予民主的武器而實現的。……然後，資本主義自由在最後階段，把自由民主交給了大銀行和大企業控製的國家幹涉主義，這些大銀行和大企業不僅神秘地操縱著政治機構，而且還控製了新聞、輿論、文化，有時還控製了教權代表人物，把一個階級的意誌強加於人，甚至於按照這個階級的形象培養群眾的願望，卻又拒不給予群眾以實現這些願望的方法。”讓·米斯特萊（JeaNMistler）【47】則更為形象生動地比喻道：“這台（政治）機器陳舊不堪，它使人想到村鎮的古老時鍾，在指針指著12點的時候，時鍾卻隻敲十下。”【48】而在對法國現代政治製度進行批判的過程中，他們亦往往把矛頭對準這一製度的催生婆——1789年法國大革命及其傳統。
隨著危機的加劇，許多政治色彩不同或沒有什麼政治色彩的青年知識分子結成了小組，想探索一條出路，把國家從已陷入的道德、政治、社會、經濟困境中解救出來。但是這些小組之間及其內部成員之間的意見都不一致，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行動方向。他們在全國各地辦的雜誌反映了他們的彷徨苦悶，其五花八門的刊名就頗能說明這一點：《新人》（L'Homme Nouveau）、《新秩序》（Ordre Nouveau）、《計劃》（Plans）、《反應》（Réaction）、《精神》、《戰鬥》（Combats）、《新備忘錄》（Le NouveLMémorandum），等等。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的各種綱領和宣言簡直是一堆矛盾的雜拌。由阿爾諾·丹迪厄、羅貝爾·阿隆、達尼埃爾-羅普斯（Daniel-Rops）、德尼·德·魯熱蒙（Denis de Rougemont）、亞曆山大·馬克（Alexandre Marc）等人創辦的《新秩序》（Ordre nouveau）的宣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該宣言聲稱，它正在準備“一種革命的秩序，既反對資本主義的混亂，又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壓迫；既反對軟弱無力的資本主義，又反對屠殺人民的帝國主義；既反對議會，又反對獨裁”【49】。由多產的小說家儒勒·羅曼（Jules Romain）【50】糾集19個來自右翼集團或左派工會的青年知識分子在1934年夏季製訂的“7月9日計劃”也同樣如此，這一在當年曾被大力宣揚的計劃和別的計劃一樣含糊不清，它既敵視自由主義、議會主義，又反對“極權主義的崇拜論者”，既要求在憲法上進行改革，又要求在經濟上、社會上和道德上進行改革。【5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參與製訂“7月9日計劃”的人當中有一位名叫讓·庫特魯（JeaNCoutrot）【52】的青年知識分子。這位從著名學府巴黎綜合技術學校畢業的高材生是一個典型的專家治國論者，1931年，他在該校遍布政府機要部門、工業部門和銀行的飛黃騰達的校友們的幫助下，成立了一個名叫X-危機（X-Crise）的研究小組，旨在研究當時正在迅速蔓延的世界經濟危機。兩年後，他把這個小組改組成“巴黎綜合技術學科畢業生經濟研究中心”，吸引了許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工會領袖和工商財貿界的要人。庫特魯認為，盡管法國和西方世界在經濟衰退中掙紮著，而且使資本主義仍不斷地運轉著，但隻有依靠技術人員才有出路，正是這些人在真正管理著工業、銀行和工會，正是這些人才懂得20世紀工業化社會的複雜性，而政治家與徒有良好願望的知識分子根本不懂得現代世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因此不能指望政治家與知識分子們進行什麼像樣的改革。庫特魯具有一種創立研究組織的強烈的願望，認為這類組織能夠解決所有的新問題。因此，頗有組織才幹的他又接連創立了一連串帶有冠冕堂皇的名稱的組織，如“法蘭西組織全國委員會”、“人道問題研究中心”、“實用心理學學會”，等等。在庫特魯的幕後操縱下，30年代的法國出現了一個叫“共同統治”的專家治國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多為在政府官僚機構與工商財貿界身居高位的名牌學校（如巴黎綜合技術學校、巴黎高師、政治學院，等等）的畢業生，他們的思想彼此接近，於是結成了一個鬆散的組織，通過報紙與其他的渠道宣揚自己的觀點。他們蔑視對議會民主的探索，主張隻有受過專門教育和訓練的人才懂得怎樣提高私人企業的效率和利潤，因而也才最有資格管理政府，奠定現代社會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