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觀與《知識分子的鴉片》
當戰後初期法國左派知識分子被共產主義神話所迷惑時，薩特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就讀時的同窗好友雷蒙·阿隆首先揭露了蘇聯的共產主義的真實麵目，首先對斯大林的獨裁危險提出了警告，並對馬克思主義嚴加斥責。換言之，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立中，雷蒙·阿隆堅定地選擇了西方陣營的立場。這一切，使隨著冷戰局勢的發展日益成為共產黨的同路人的薩特大為不滿。從此，這兩位分別成為法國左派知識分子領袖與右派知識分子盟主的知識界巨星開始了持續數十年的對壘，或曰“30年的戰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之間的爭論、他們生前一榮一冷的際遇以及死後戲劇性的逆轉就是一部戰後法國知識分子史的生動寫照。因此，有人把這場爭論稱之為“世紀之爭”。
薩特與阿隆這兩位法國知識界的風雲人物均在1905年出生於巴黎，又都在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由於兩人的社會背景相似，學術誌趣相同，都酷愛哲學，所以兩位同窗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保持著極為融洽的關係。在巴黎高師求學期間，有一個人對阿隆的影響十分深遠，那就是20年代那一代順利地從文科預備班考入巴黎高師者的“啟發者”和精神導師阿蘭。當年深受阿蘭和平主義思想影響的阿隆自稱自己曾是一名“模糊的社會主義者”和“狂熱的和平主義者”【85】。
1930年，剛服完兩年兵役的阿隆作為交換學者到德國科隆大學和柏林的法蘭西學院訪學3年。德國對阿隆思想的轉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知識方麵，他發現了現象學，閱讀了馬克思和韋伯的著作；在實踐方麵，他對納粹主義的興起有了最直接的體驗。正是在德國，阿隆發現了政治，代替了學校裏的社會主義與和平主義。韋伯的現實主義也對阿隆產生了重要影響，阿隆逐漸悟出了自己的兩個任務：“盡可能老老實實地理解和認識我們的時代，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知識的局限性；從現實中超脫出來，但又不能滿足於當旁觀者。”【86】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於阿隆的介紹，薩特才第一次接觸到胡塞爾的哲學。在阿隆訪學期間，一次他趁假日回到巴黎並和老朋友們聚會於蒙帕納斯夜總會。當侍者端上了杏黃色的雞尾酒時，一時興致所至的雷蒙·阿隆指著酒杯對大家說：“這隻杯子，這張桌子——所有這類簡單的東西，在胡塞爾這樣的現象學家看來都是哲學的原料。”【87】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據波伏瓦回憶，當時“薩特激動得臉色發白，這正是他許多年來一直渴望得到的東西”【88】。因為，許久以來，薩特一直在苦苦地尋求著一種思想：能按我們看到和摸到的對象（客體）那樣來描述它們，並從這一過程中引出哲學。阿隆的這一句話使薩特萌生了赴德國求學的願望。通過雷蒙·阿隆幫助聯係求學事宜，薩特踏上了赴柏林求學的旅程。他在胡塞爾、海德格爾和克爾愷郭爾的現象學存在主義學說中，找到了從人的內部世界，即從人的意識出發去研究人、研究人的存在、研究世界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同時也是一種哲學世界觀，因為它昭示出，人所生活的世界正是由於人的存在，也就是人的主觀意識的活動才具有意義和價值的。因此，人的主觀意識的存在應當是一切存在的根本，也是哲學研究的出發點。可以說，薩特正是由此開始他的哲學-文學創作活動的。
二戰結束之後，阿隆開始從事新聞記者的職業。他的記者生涯從1946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83年逝世，【89】逐漸成為法國著名的政治評論家和理論家。同時，從1955年進入巴黎大學講授社會學開始，阿隆也開始其輝煌的學術生涯，成為“《費加羅》報的教授、法蘭西學院的記者”。戰後初期，法國知識界幾乎是左翼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由於對蘇聯的看法和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上有分歧，雷蒙·阿隆毅然決然地同左翼知識界決裂，並成為自由派知識界的代言人。
當時，雷蒙·阿隆在國內問題上，有保留地支持政府，特別是傳統右派政府。在國際問題上，他積極主張與美國結盟，同西德修好並加強合作，激烈地反對蘇聯，成為一位堅定的北大西洋主義者。這一切，當然為已成為法國左翼知識界領袖的薩特所不容。由此，兩人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對壘。由於當時特殊的時代氛圍，使薩特、阿隆的“世紀之爭”在法國知識界呈現出幾乎是一邊倒的局麵。具體而言，在相當長的時期裏，薩特有如眾星所捧的明月，而阿隆就像是一位孤獨的鬥士。
雷蒙·阿隆與薩特的分歧與爭論，很大程度上與他們各自的知識分子觀不同有關。鑒此，有必要對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觀以及最為集中地反映其相關觀點的《知識分子的鴉片》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
國外社會學界一般認為，“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成為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始於20世紀20年代，而知識分子是否能夠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這是知識分子理論的核心。【90】
然而，在阿隆看來，並不存在抽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分子概念：“知識分子一詞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事實上它很少是完全封閉的。”【91】在阿隆看來，知識分子這個概念首先是一個曆史範疇：
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抄寫員，他們充斥於公共管理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都曾有自己的作家或藝術家，他們傳遞或豐富文化遺產；都曾有自己的各類專家，如依照王公和富人的意圖安排文本知識分子和辯論藝術的法學家，探索自然界奧秘，教授人們去克服疾病或是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學者。這三類人中並非隻是屬於現代文明，同時，現代文明也表現出一些獨有的特征，這些特征對知識分子的數量和地位產生影響。【92】
其次，阿隆指出，知識分子群體的突出特征在於這個階層的開放性，而這種開放性隨著各個國家具體國情的不同而具有多樣性：“知識分子的招募形式根據社會的不同而不同。”【93】阿隆舉例指出：在中國，科舉製度為農家子弟提供了升遷的機會，而在南美或近東的某些國家中，則是另外一種情況，軍官學校和軍隊提供了類似的晉升機會。進入現代工業社會之後，知識分子這個精英階層的開放性比傳統社會表現得更加突出，根據知識或是智力確定的整個特權階級，準許更有才能者地位的上升。盡管這可能是違背這個特權階級的本意的，其主要原因在於，知識急速發展，伴隨著技術的民主化，導致社會分層出現新的變化。從社會角度來看，知識分子總是比領導階級更廣泛和更開放。這種民主化趨勢不斷得到增強，因為工業社會需要越來越多的幹部和技術人員。
因而，阿隆認為，知識分子在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在欠發達國家，不管取得何種文憑都會被看作是知識分子。在現代工業社會的條件下，有的人可能認為工業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擁有大量的專家。由此他們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已在大學、技術專科學校獲得了職業活動所必需的素質的那些個體的總和，也有人可能會把作家、學者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置於首位，教授或批評家位列次席，文化的普及者或記者名列第三。那些實踐者，如法學家或工程師，則隨著他們日漸沉迷於追求效率和喪失了對文化的關注而不再屬於知識分子這一類別了。在蘇聯，人們傾向於前一種定義，技術型知識分子被看作是代表，而作家也成了靈魂工程師。在西方，人們往往傾向於後一種定義，而且把範圍縮小至僅限於那些主要職業是寫作、教育、宣傳、戲劇表演或從事藝術、文學活動的人。所以，很難說知識分子能夠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
不過，依阿隆所見，以上幾種判斷知識分子的標準都是有其各自的合理性的，可以進行綜合，提取它們的共同之處，而這個共同之處主要是擁有知識。“有史以來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豐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識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學、文學還是藝術”【94】。當然，從職業的角度來看，有些知識分子是運用知識，而另一些是創造知識，“在我們看來，教授之所以更像知識分子，是因為他的唯一目標就是保存、傳遞或擴展知識”【95】。但是都能夠被稱作是知識分子：“身為作家和藝術家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人’（l'Hommes des idées），而作為學者或是工程師的知識分子是‘科學人’（l'Hommes des sciences），他們信仰人和理性。”【96】
不過，在我們看來，阿隆的知識分子理論中最有創見的部分，是他對知識分子社會功能的深入分析。阿隆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在於社會批判。他將這種批判功能分成三類，首先是“技術批判”（critiquetechnique）：
他們設身處地地為那些統治者或管理者著想；通過建言獻策，以減輕那些他們揭示出的罪惡；接受行為上的束縛和古已有之的集體結構，有時甚至是那些現有的製度的法律。他們並不援引美好未來的某種理想組織，而是以那些更符合常識和更有希望實現的結果作為參考。【97】
其次是“道德批判”（critique morale）：
以事物本來應該如何來反對事物的現狀。人們不僅拒絕接受殖民主義的殘酷，資本主義的異化，而且拒絕主人與奴隸之間的對立，以及貧困與奢華相並存的醜行。即使不考慮這些拒絕所產生的結果和將它們轉化為行動的方式，在麵對自卑的不相稱的人性之時，人們也覺得不可能不發出宣言或號召。【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