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
五 60年代中後期的薩特及其知識分子觀
雖然從50、60年代之交起，存在主義已經在法國知識分子中失勢，而60年代初發生的列維-斯特勞斯、薩特之爭更使薩特的思想權威受到了有力的挑戰，但60年代中期的薩特仍然是法國知識界的一麵大旗，仍然在“第三條道路”上艱難地跋涉，仍然以筆作劍介入現實生活，介入國際政治，光明磊落、英勇無畏地鞭撻罪惡，伸張正義。這一階段的薩特以其一連串非常轟動的言行使自己受到了“二十世紀人類的良心”的讚譽。
薩特在60年代中期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言行，淋漓盡致地反映了其特立獨行的個性。1964年10月15日，《震旦報》刊發了一則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電訊，暗示薩特有可能成為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對此，薩特立即致函瑞典皇家學院，聲明：出於個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可能獲獎的名單上。薩特並且補充道，他對瑞典皇家學院始終懷著誠摯的敬意，他的拒絕領獎，不應被理解為是對這種美好感情的褻瀆。可是沒過多久，正當薩特與波伏瓦在蒙帕納斯的東方酒店用餐時，記者們追蹤而至，告訴他，他已經成為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者。薩特得知這一消息後，大感意外。於是，他隻好又認真起草了一份聲明，譯成瑞典文在斯德哥爾摩宣讀。
薩特在這份聲明中宣布拒絕領獎。薩特在聲明中宣稱，他之所以如此決定是出於兩方麵的原因：第一，他從未接受任何來自官方的榮譽，這一次也不能例外。第二，他不願使自己隸屬於某一意識形態集團，不願跟著他們去從事分裂歐洲的活動。同時，在薩特看來，諾貝爾獎已經淪為意識形態之爭的工具，所以他指出：“在文化戰線上，今天唯一正當的事業，是為東西方文化的和平共處而奮鬥。我很清楚，東西方之間不會互相擁抱，他們之間的互動必然會采取衝突的形式，但是，對抗應該局限在個人與個人、文化與文化之間，而不應該有什麼機構插手其間。……現在的情況是，人們得出的客觀印象是：諾貝爾文學獎隻是為西方作家和東方的流亡作家準備的。舉個例子，聶魯達，是最偉大的南美詩人之一，人們並沒有授予他文學獎。人們也從未認真考慮過阿拉貢，他完全夠格得獎。而令人遺憾的是，帕斯捷爾納克（Бopиc ПacTepнaк）【88】在肖洛霍夫（Mиxaил Шoлoxob）【89】之前獲得了這個獎項，而蘇聯的這部唯一受到獎賞的作品，卻是在國外印行，同時在國內受到禁止的。應該向另一方作出補償的姿態，這樣才能建立平衡。如果評審委員會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我們簽署了《121人聲明》之際給我頒獎，我會非常高興地接受這一獎賞。因為它不僅是對我本人的獎勵，也是給予我們正在為之而戰的自由的榮譽。但當時委員會沒有給我頒獎，卻是在這場鬥爭結束之後才給我頒獎。”【90】最後，薩特說，他為失去伴隨榮譽而來的25萬克朗（約合6萬美元）的獎金而惋惜，因為接受這筆錢可以把它用於一些重要的事業。比如，倫敦的反對種族隔離委員會。而拒絕就意味著使這些事業失去了一次急需的經濟援助。
薩特拒領諾貝爾獎的舉動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讚揚者認為其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他的自由學說和崇高人格，但更多的卻是謾罵與誤解。有人說薩特是不可救藥的毀謗家和習以為常的辱罵者，有人說他拒絕領獎是為了向蘇聯獻媚，更使薩特感到痛心的是許多窮人的來信，他們與薩特說的話幾乎都是同一個內容：“把你拒絕接受的錢給我吧。”
1965年3月，美國總統約翰遜下令轟炸越南北方，從而使越南戰爭升級，這激起了薩特的極大憤慨。他斷然取消原定去美國康乃爾大學講學的計劃，積極參加反戰活動，薩特公開聲稱，對越戰爭完全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重演，越共應當被看作為合法的政府，美國政府應當同它舉行和平談判。薩特並且致電美國知識分子，希望他們能像自己的法國同道們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一樣，去反對越南戰爭。
1966年，著名的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91】邀請世界知名學者組成“國際戰爭罪行法庭”，調查並審理美國在越南戰場犯下的罪行。薩特欣然接受邀請。同年11月，“羅素法庭”正式成立。由於許多國家都怕得罪美國，所以都不願讓這一法庭設在自己的國土上。對此，薩特在1967年初致函戴高樂，請求允許“羅素法庭”在巴黎開庭。被拒後，薩特公開了戴高樂的複函，並聲稱：“羅素法庭”決不會因此而取消，哪怕是設在一條停泊於公海的船上，它也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幾經周折之後，“羅素法庭”於同年5月在斯德哥爾摩開庭，薩特擔任了法庭的執行庭長。聽證會上，法官們被提請注意兩個問題：第一，美國是否觸犯了國際法，實施了侵略行為？第二，美國是否對純粹民用目標進行過轟炸？如果是的話，達到了什麼程度？法庭聽取了來自北越的證人和越共代表的證詞，並做出了美國在上述兩點都有罪的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