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右翼的變化：從“新哲學家”到“新右派”
70年代前半期，法國知識界開始冒出了一批所謂的“新哲學家”。“新哲學家”由一批從極左轉向極右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組成，其主要成員有安德烈·格盧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18】、貝爾納-亨利·列維（Bernard-Henri Levy）【19】、讓-保爾·多列（Jean-PauLDolle）【20】、菲利普·內莫（Philippe Nemo）【21】、克洛德·勒福爾（Claude Lefort）【22】、克裏斯蒂安·讓貝（ChristiaNJambet）【23】和居伊·拉爾德魯（Guy Lard-reau）【24】，等等。在“五月風暴”期間與“風暴”過後的最初幾年，他們大多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有的參加過“毛派”組織，有的是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成員，有的則是法共的積極分子。盡管政治派別不盡相同，但他們均對蘇聯的“修正主義”深惡痛絕，均把馬克思、毛澤東以及以“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贏得國際聲譽的阿爾杜塞奉為偶像，並多曾以極左的麵目出現投身於“五月風暴”的鬥爭。但是，“五月風暴”的結局使他們深感失望。與此同時，曾使他們激動不已、熱血沸騰並寄予全部希望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真實情況也通過傳媒逐漸為他們所知曉，更使他們有如遭受滅頂之災。在失望與絕望的情況下，他們開始抱怨馬克思主義欺騙了他們。由於這些人大多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受過係統的哲學理論思維訓練。因此，他們在自己的政治信仰從極左轉向極右的過程中，把這種轉變通過抽象的哲學概念表現出來，並構造出所謂“新哲學”的理論體係。
關於何謂“新哲學”？學界至今尚無令人信服的定論，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曾有人在《國際哲學季刊》上撰文指出：“新哲學家”所使用的概念“是難以捉摸和模棱兩可的，是簡單化的；甚至可以說，他們的‘本體論’的基本論點是那樣的模糊不清，可以說是意義很多，也許更可能是毫無意義。”【25】與此同時，也有人辛辣地指出，雖然有所謂的“新哲學家”，但卻根本沒有“新哲學”。
“新哲學家”的代表人物首推格盧克斯曼。此人曾是法國共產主義大學生聯盟的活躍分子，阿爾杜塞學派的積極追隨者。1967年，他曾出版一部書名為《戰爭論說》（Le Discours de lAguerre）【26】的著作，大肆宣揚“毛主義”。1968年“五月風暴”之後，他還一度與當時重要的左派組織“無產階級左派”過從甚密，甚至在同年夏天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法國的戰略和革命——1968年5月》中盛讚馬克思竟能預見到“五月風暴”中所出現的新型革命活動。但不久，他的政治傾向即開始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變化，即從極左轉向極右，積極鼓吹既同傳統思想對立、又與馬克思主義為敵的“新哲學”。
1975年，他發表了《廚娘與食人者》（LaCuisinière e TLe MaNGe u r d'Hommes）一書，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國家把恐怖主義合法化，是典型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民”的“食人者”，宣稱社會主義製度是一種強製人們一切活動的準則，即“食人肉”的準則，並且還說，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均是通過“奴役”、“棍子”和“愚民”這三項政策建立起來的。【27】在法國以研究法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史著稱的著名曆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看來，此書是“法國知識分子曆史上的一部具有象征意義的作品”，它標誌著一部分法國左翼，乃至極左翼極知識分子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決裂。【28】
1977年，格盧克斯曼又發表了另一本書《思想大師》（Les maitres penseurs）【29】。他在該書中把矛頭直接指向馬克思，認為馬克思設想的“過渡階段”保留了資產階級的權力與法律，並把強權意誌說成是費希特的《科學論》、黑格爾的《邏輯論》、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尼采的《論道德的譜係》的共同特點。在這基礎上，格盧克斯曼攻擊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是根據費希特的革命科學概念，吸收黑格爾的國家觀點，最後采用尼采的“權力意誌”學說，把一切事物說成是“權力意誌的結構”和“統治的工具”，從而把國家政權推向極端，終於建立領袖的強權政治理論，實行名為沒有奴役的極權主義。【30】更有甚者，格盧克斯曼還在書中斷言，20世紀的所有國家主義、反猶太主義和極權主義思想均來源於上述4位德國的“思想大師”。值得一提的是，格盧克斯曼的這本引起強烈反響，包括猛烈抨擊的著作。福柯曾在發表在《新觀察家》的一篇書評中對格盧克斯曼的一些觀點予以充分肯定。【31】
“新哲學家”們曾被一位加拿大記者稱為“索爾仁尼琴的孩子們”，此語生動地表明，1974年蘇聯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家索爾仁尼琴在法國出版《古拉格群島》以及該書在西方引起的轟動，為“新哲學家”的崛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位被“新哲學家”的重要成員之一克裏斯蒂安·讓貝譽為“我們時代的但丁”的作家，根據他本人在蘇聯被囚禁的經曆以及他和許多以前被囚禁過的人談話中所了解來的情況，並利用包括蘇聯的一些出版物在內的文獻材料，詳盡地描述了若幹有關在蘇聯逮捕、訊問、審判、判決和監禁的故事和傳說。索爾仁尼琴在敘述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和傳說的同時，強調指出，蘇聯的這種把恐怖加以製度化的現象，是和十月革命的後果直接聯係在一起的。雖然該書所涉及的主要是斯大林當政時的情況，並認為斯大林是“古拉格群島”的主要建築師，但是，作者一方麵把根源追溯到列寧，另一方麵又強調說，“古拉格群島”的出現並不僅僅是特殊的“個人崇拜”使然，而是和蘇聯現行的政治製度生死共存的。
《古拉格群島》在法國出版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並在短短幾周內即銷售了70萬冊。【32】與此同時，它更是立即被“新哲學家”們作為抨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新哲學家”們宣稱：馬克思主義展示了一種不可避免地要導致古拉格的極權主義邏輯。他們甚至還揚言：既然社會主義搞出了古拉格這樣的事，馬克思就是已經死去了；社會主義不是一條擺脫野蠻狀態的道路，而是一條徑直通向野蠻狀態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新哲學家”們的這些言行得到了他們的新理論偶像之一福柯的首肯。福柯在1977年5月9日出版的《新觀察家》雜誌上發表了關於《思想大師》的長篇書評，充分肯定格盧克斯曼的新著。
除了格盧克斯曼，“新哲學家”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貝爾納-亨利·列維的三本著作也曾在此期的法國知識界引起極大的關注。它們分別是1977年出版的《人麵獸行》（Labarbarie àVisage humain）【33】，1979年出版的《上帝的遺囑》（Le TestamenTde Dieu）【34】，1981年出版的《法蘭西意識形態》（L'IdéoloGie fran？aise）【35】。其中，《法蘭西意識形態》甚至還在法國知識界引起了一場規模不小的爭論。列維的這一著作旨在解決兩個問題：首先是找出納粹主義和排猶主義的思想根源；其次是尋求貝當主義的精神導師。為此，他通過在蒲魯東、巴雷斯、莫拉斯、索雷爾、佩居伊等人的作品中斷章取義地羅列出大量能證明其論點的文字，得出了這樣一種結論，即法西斯主義乃是法國的發明。由於這一結論使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不少法國人首先在情感上就難以接受，促使為數可觀的知識分子，包括像雷蒙·阿隆這樣的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右翼知識分子對這部著作口誅筆伐。
毋庸置疑，“新哲學家”的出現意味著戰後法國左翼知識分子“輝煌的30年”的終結。如果我們從整個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的角度來看的話，它甚至還昭示著20世紀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一種重要傳統，即起自一戰結束後不久，並在30年代前期、二戰後初期數度出現高潮的親蘇、親共傳統，或曰“布爾什維克化”傳統最終畫上了句號。這些“新哲學家”之所以能夠在此期法國知識界的“非布爾什維克化”、法國思想界的“非馬克思主義化”的進程中扮演引人矚目的角色，並借助“索爾仁尼琴效應”使自己產生了不容忽視的社會影響，與60年代末以來共產主義世界中出現的一連串問題和現象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甚至不妨如此斷言：“新哲學家”們的崛起和“成功”，雖然有社會經濟方麵的原因，如此時出現的世界性能源危機導致法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社會持續動蕩不安，但更多的是意識形態方麵的原因。下述事例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