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周圍一片安逸的田園風光，1971年卻是我和紹進非常艱難的一年。紹進工作非常辛苦，物理係很欣賞他。他在頗具聲望的物理學專業期刊上發表了許多論文，被認為是他所在領域的學術帶頭人。他的學生也都認為他是個好老師。對於像紹進這樣一個母語並非英語的外來移民來說，這實在是件值得誇耀的事。所以入校僅僅兩年後，紹進就被係裏任命為副教授，並享有終身教職。不幸的是，這段時期，由於伊利諾伊州政府出現財政赤字，依照政策，伊利諾伊大學的教學經費被凍結。那一年，全校員工工資都沒有增長。紹進升了職但卻沒有加薪。此時我們不僅要付新的房屋分期貸款，現有的房子也需要重新改造。我們一家四口，有兩個仍在幼年的孩子，手頭一時非常拮據，我必須出去再找一份工作。
1971年秋天，我回到了哈格爾博士的實驗室。我1970年春天離開實驗室，但在沒有工作的這期間，當有我感興趣的學者來學校開講座時，我偶爾還是會參加係裏的研討會。我時時提醒自己保持對我所在領域的關注，以免自己被時代落下。
我們把純如送到我們家對麵的一所蒙台梭利幼兒園。這樣我早上上班之前，可以很方便地順道送她上幼兒園。這也是我們買下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
純如在幼兒園似乎不太開心。她開始不停地吮吸手指，半夜頻頻醒來。我知道，對純如來說，一個新家，一個新幼兒園，再加上我們忙亂的生活，使她覺得沒有安全感。她晚上會做噩夢，她需要確認我們對她的愛。從很早起，我就發現純如是個敏感的孩子。發生在她周圍的事情對她所產生的影響遠比對其他普通孩子要多。我也發現，我需要以一種特別溫柔的方式對待她的情緒。
1972年，我的父母移民到美國，住在紐約。純如和純愷終於可以和他們的外公外婆見麵了。盡管1968年純如隻有幾個月大的時候，我母親曾經來過美國，但純如完全不記得她。純如和純愷知道他們的外公外婆在台灣，但麵對麵打交道是完全不同的體驗。
這時候，紹進有一個在1972年夏天訪問長島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的機會，那裏和我父母的住處很近。
我父母住在一間我弟弟幫忙租下的房子裏。我父親那時已經73歲，我母親58歲。這將是他們生命之旅的最後一站。他們在中國大陸長大，經曆了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最終在台灣安家。他們從來不曾料想到，有朝一日會來美國安度晚年。因為他們的5個孩子都在美國。
1972年夏我們拜訪我的父母時，他們剛到美國幾個月，還在努力適應新生活。我父親尤其不適應，他一直抱怨越洋長途飛行讓他頭痛，他花了很長時間倒時差。但我母親見到純如和純愷時喜出望外。純如是母親的第一個外孫女，而且正如上麵提到的，純如隻有幾個月大的時候，母親曾在普林斯頓看了她幾個月。正因如此，純如在母親心中占有特殊地位。我母親是個好廚師，我們每次去看她，她的頭件事就是下廚為我們做一頓大餐。對她來說，在充饑之外，這還是一種愛的表達。
我父親從台灣帶過來許多書，一箱一箱的堆在臥室裏。看到這些，純如很是驚奇。我告訴純如，她的外公是個大作家，讀過很多書，也寫過很多書。
父親利用一切機會教育純如和純愷。即使被嚴重的頭痛折磨，他依然教育外孫們不要忘記中國文化，而且應該學習說中文、讀中文。我想純愷並不理解外公到底在說什麼，他總是中途開溜。然而純如卻求知若渴。她認真在聽，但之後總會問我，為什麼外公說話那麼大聲。我敢肯定，兩個孩子私下都更喜歡總給他們做好吃的東西的外婆。
我父親曾把我叫到他身邊，特別關照我，務必教純如和純愷中文。他跟我說話時的樣子就好像我們不會再見麵一樣。他錯了：他一直活到九十五歲高齡。但在我們闊別十載後在美國重逢的第一天，他說，“你是來美國學習西方現代科技的。你應該知道，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曆史。說到哲學和道德，西方世界需要向我們學習！”
我父親是個非常驕傲的人，他忠於故土，熱愛中國文化。他總是提醒我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的優美之處。他希望我不管走到哪裏，都不要忘記自己的中國根。他對我強調說，“你應該為身為中國人而倍感自豪。”
1972年春天，紹進獲得了斯隆基金會研究獎。這使他有機會擺脫教學任務。他決定於當年秋天再度訪問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那裏待上一學年。他的計劃是，對普林斯頓研究院的訪問結束後，他可以去歐洲訪問位於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物理研究所（CERN）。因此，當我們1972年夏末從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返回香檳城後，我們把房子轉租出去一年，動身前往普林斯頓。
如許多當時和現在的女性一樣，我仍在事業和家庭兩者之間艱難取舍。我既想擁有一份成功的事業，也想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純愷出生後，有一年的時間我沒有工作，待在家裏照顧孩子。盡管我深愛純愷和純如，但仍會忍不住感到厭倦和沮喪。但重返工作之後，我又會感到另一種沮喪。保姆並不像我之前期待的那麼盡職，當我回到家中，堆積如山的瑣碎家務在那兒等著我。我極為疲憊。到普林斯頓這段時間，我正好可以借此反思一下，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