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26日，星期天，我們開車送純如前往布魯明頓，參加在那裏舉行的伊利諾伊州中部地區青年作家大會。對純如來說，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大事。我們到的時候，那裏已經聚集了許多和純如同齡的年輕作家。大會為每個學區的代表頒發了證書。作為厄巴納學區的代表之一，純如上台接過了獲獎證書。大會還請來了一位暢銷書作家發表演講並舉行作品簽售。整個會議期間，純如都興奮得兩眼放光。從那時起，成為一名作家、享受富有魅力的作者生活的念頭就在純如的心中紮下了根。
當純如的詩作和小說被揚基嶺學校選中參加青年作家征文比賽時，她的一個朋友對她說，她母親不相信純如可以寫詩。“一定是純如她媽寫的。”據說，那個女孩的母親這樣說。純如很不開心地把這件事告訴我。我大笑著告訴純如，實在無須為這些人言所煩惱，而應把它們看成是誇獎與肯定。“我倒希望是我寫的呢！”我這樣說。
從1978年到1983年，純如自製了所有的節日賀卡：聖誕節、我的生日、紹進的生日、母親節、父親節。她自己構思卡片上的詞句，還以手繪圖案點綴。每當讀到這些自製卡片上的字句時，我總是忍不住感動流淚。下麵就是1980年6月我收到的生日賀卡上的話：
願這張卡片讓你開心快樂，
因為我想告訴你，你就是我最好的媽咪！
純如喜歡利用一切機會製作賀卡，甚至希望把這當成自己的職業。她給美國最大的賀卡公司賀曼公司（Hallmark）寫信，詢問他們是否需要一個兼職的賀卡寫手。令純如失望的是，這家公司回複說，已經有很多類似寫手了。
1979年對純如和我都意味著巨大的轉變。純如發現了自己對寫作的興趣。她就像一朵盛放的鮮花。而我呢，此時對自己究竟想要什麼樣的生活有了更多把握：不僅是孩子們的媽媽，先生的太太，還要在我所熱愛的科學領域有一席之地。
1979年2月27日，我接到母親從紐約打來的電話。她告訴我，不久前剛在左胸部發現了一個腫瘤。我立即飛往紐約。3月26日，我們兄弟姐妹在紐約會齊，送母親去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作活體組織取樣檢查。幾個小時之後，醫生走出來告訴我們說，活體組織檢查顯示，腫瘤是惡性的，必須馬上做手術切掉腫瘤。我母親那時已經65歲。
母親的病讓我開始考慮自己的未來。回到家後，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人生苦短，我到底想做什麼？我不喜歡自己在生物化學係做的和SV40病毒有關的研究工作。在哈格爾博士的實驗室幹了將近4年之後，看起來我一無所獲。我想要掉回頭去做此前作過的細菌脂膜生化特性的研究，我曾就此發表過幾篇相關論文。那時候，我找到了剛剛從耶魯大學來到伊利諾伊大學微生物係的約翰·克羅寧（John Cronan）博士。他從事的研究與細菌脂膜有關。4月份，我跟他見了麵。令我吃驚的是，他對我說，他記得我在哈佛大學醫學院時與尤金·肯尼迪博士（Dr. Eugene P. Kennedy）合著的博士論文，而他本人非常景仰肯尼迪博士。他剛好有一筆研究經費，可以雇用我。1979年9月，我加入了克羅寧博士的實驗室，開始了一段長期合作。我們共同發表了多篇相當不錯的研究論文，這段合作持續了21年，直到我於2000年退休才結束。
盡管我們鼓勵純如培養對書的愛好，但她未免太過愛書：她的眼睛近視了，從5年級開始戴眼鏡。她閱讀速度很快，而且博覽群書。每周末我們開車帶孩子們去當地的公共圖書館時，純如一次至少要借10本書。她實在是個書蟲。這讓我想起春蠶，在生長期日複一日地啃食桑葉。在那個階段，它們的唯一目標就是吃。而同春蠶吐絲一樣，在那些年裏純如看過的書，最終也轉化為她作品裏的一字一句。
雖然年齡尚小，純如卻從不放棄一切閱讀或寫作的機會。我還記得她對學校設立的“書海大戰”活動極為上心。學校希望通過設立一個讀書大賽的方式鼓勵孩子們多多閱讀。孩子們每讀一本書，家長們就得捐出相應的獎金。學校為這筆錢設立了一個專項基金，專門用於購買教學用的視頻設備。每本書的捐款額度是25美分。純如總會把她正在看的書的內容告訴給我。她讀得飛快，而且數量龐大，以至於我們開玩笑說，簡直會因此破產。
純如和純愷是一對好玩伴。他們很合得來，但像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樣，也相互競爭甚至打架。純如總是扮演純愷的大姐姐的角色。在這段時間，純如對魔術很感興趣。她深深為此吸引，而且總是好奇魔術師到底是怎麼玩弄戲法的。她買了很多關於魔術戲法的書看，在自己的屋子裏偷偷練習。她喜歡左手拎一條飄飄然的絲手帕，右手拿著一根魔杖。她經常假裝像魔術師在舞台上那樣快速地揮舞魔杖，嘴裏念著“變！”“請看！”，然後把魔杖指向我。純愷想方設法破壞姐姐的魔術。純如在我們大家麵前成功變過幾次魔術。一旦純如對什麼事情產生興趣，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她可以熱情地投入自己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這是純如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