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前一年我一直生病，我超過一年沒見過我的父母了。因為身體狀況不佳，他們也沒能參加1991年純如的婚禮。於是我決定在1992年5月母親節期間前去看望他們。5月18日那天，我到了我父母在紐約的家。純如已經在那裏。她的這次東海岸之旅有多重目的。她要在紐約和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蘇珊·拉賓娜見麵，還要在華盛頓國家檔案館做一些資料收集工作。純如還想去趟波士頓看看麻省理工學院，錢學森在1947年到1949年間曾在那裏執教。純如希望可以采訪到錢學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和那裏的圖書館和檔案館管理人員。純如也想去趟羅德島的普羅維登斯。曾經在純如婚禮上充當過伴娘的凱西·蘇克要從布朗大學畢業了，她們兩個一直關係非常親密。純如細心地安排行程，希望這一趟把所有這些事情都搞定。
我很高興看到純如，盡管我們剛剛在新年見過麵，而且她幾乎每星期都給我們打電話。但純如仍有數不清的事要告訴我。她現在不僅是我的女兒，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無話不談。我清楚地記得1992年5月19日那個晚上，我們在我父母家中過夜。兩個人睡在一張床上，直聊到後半夜。純如很高興，興致勃勃地告訴我，她和蘇珊·拉賓娜已經討論過書的結構。看上去蘇珊對這本書的期望值很高，她的激情也感染了純如。純如還跟我講到她在國家檔案館裏找到的關於錢學森生平的最新資料，以及對錢學森朋友和同事的采訪內容。純如是個好的調查記者，每當發現任何線索，她都緊抓不放，追根究底。
後來，我們的話題又轉向純如的第二本書。那時候，純如剛剛開始寫自己的第一本書，離完成還差很遠，但她已經開始考慮下一本的事了。她甚至給我看了一張備選題目清單。這些選題從工業深海潛水，到拉斯維加斯城市的崛起。我坦率地對純如說，她給我看的這些題目我個人都不感興趣，而且恐怕別人也差不多。然後我們又開始談起小說。純如說，她想有朝一日寫出一本像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那樣的小說——以曆史戰爭為背景的愛情故事。
我對純如說，在20世紀中國經曆的曆次戰爭中，湧現過許多英雄事跡和愛情故事。我覺得，她既然擁有雙語和兩種文化背景，或許可以以中國為題材，這對英語世界的讀者來說可能會比較新鮮。如果要寫常見的西方故事題材，她將麵臨太多競爭。我對她說，至今仍很少有用英語描寫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故事的史詩性著作，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她於是想起了我父母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曆。我們談起了南京大屠殺。我又跟她講了一遍我母親是如何幾乎與我父親就此失散的故事，那剛好發生在1937年南京陷落1個月前。純如說她記得這個故事，一旦手頭有空閑時間，她或許會做點相關的研究工作。這便是《南京大屠殺》這本書的緣起——雖然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一點。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個晚上——我們聊了那麼多，以至於嗓子啞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這一行之後，純如返回聖巴巴拉。布瑞特和純如立即搬到了帕特森南路50號的一棟新公寓中。據純如描述，這棟公寓要新一些，而且周圍更幽靜一些。在這棟二層樓的小公寓前麵有一個小區專屬遊泳池，僅供住戶使用。純如說這個房子要比之前的那一個寬敞明亮得多，她喜歡這裏。
1992年6月17日，純如給我們寫了一封長信，彙報她的近況：
親愛的媽媽和爸爸：
我按照《聖巴巴拉新聞報》和《洛杉磯時報》上的廣告投了許多簡曆。幸運的話，或許我可以為一本全國發行的商業雙月刊做兼職編輯。我給他們寫信說，我家裏有電腦、激光打印機和調製解調器，而且我可以收發電子稿件，不出家門就能工作。我還申請了另外一些職位：製作教育錄像、速記員、基金申請寫手、郵購目錄寫手，以及技術文件寫手等。
從明天開始，我每晚工作4個小時，在5點到9點之間做電話推銷員。這家名叫Tri-County Productions的公司剛剛雇用了我，它離我住的地方隻隔一個街區，可以很輕鬆地走路上下班。
與此同時，我也在忙著為準備這本書寫信回信，推進資料整理工作。蘇珊·拉賓娜和我通過電子郵件保持聯係，現在她終於可以登錄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電子郵箱了。我拿到一批采訪聯係人名單，準備在7月7日到8月7日之間給他們一一打電話（那個月我打電話可以不花錢），而且要不了多久，Sprint電話公司就會寄給我一封確認信，這樣用我的Sprint電話卡打出的所有電話也都不再收費（我可以讓華棣博士用我的電話打給中國，通知中國的一些導彈科學家我將聯係他們）。接下來的幾天裏，我還要和本地的中國研究生見麵，他們可以幫我口頭翻譯一下《人民日報》上關於錢學森的文章以及上海交通大學的畢業生紀念冊。我還請到聖巴巴拉的一位退休科學家鮑勃·梅格萊比安（Bob Meghreblian）幫我整理錢學森發表的大量科學論文，找出其中對航空工程領域影響最大的那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