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如跟我們講述了她采訪幸存者的進展：“每個我見到的幸存者都極其渴望講述他們的故事。我每個采訪都要花上幾個小時，用錄像帶錄下故事的細節。一些人在采訪時情緒過於激動，甚至流下淚來。但所有這些人都想在死去之前講述大屠殺的事。”
當她發現所有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時候，純如的心碎了。她深為這些受害者鳴不平，表示寫這本書既重要又急迫。她還告訴我們，她希望有朝一日成為一名律師，這樣就可以幫助這些貧苦的受害者在國際法庭上討回公道。純如說，幸存者的證言以及目擊者的敘述已經證實了她所讀到的那些檔案文件的準確性。
與此同時，我也獲知，純如和她的向導前去查看南京郊區的大屠殺現場時，被蚊子咬了一身包。她說那些行刑場現在遍布荒草，早已荒蕪，雖然其中一些立有紀念銘牌。當純如回到自己的房間時，她發現腿上滿是紅腫的蚊子包。它們實在太癢了，她晚上根本睡不著覺。我很擔心她會得上瘧疾，於是馬上跑到疾控中心的網站上查看，中國是否是瘧疾疫區。幸運的是，南京不在瘧疾危險區內。但純如很後悔沒聽我的建議帶上驅蚊劑。
我試圖想象純如在電話裏告訴我的情景。在南京的炎炎夏日之下，她和向導一起走進南京郊區的荒草叢中，尋找那些有標記和沒有標記的屠場。汗水浸濕了她的頭發和T恤。那是一個熱得不能再熱的下午。當她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死亡數字和日期，想到無辜的中國人就是在這裏被屠殺然後被遺忘，巨大的悲痛湧上心頭。純如和向導看完遍布南京郊區的大小行刑場後，已經是傍晚了。站在無名遇難者的石碑前，看著西邊美麗的落日，純如陷入了沉默。晚風拂過她的長發，悲哀吞噬了她的心靈……
純如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尋找可以複製采訪錄像帶的機器。她擔心這些采訪幸存者的錄像帶——她這一行中最寶貴的收獲——有可能被機場安檢人員沒收。後來，我們很高興聽說她已經在南京找到了複製錄像帶的機器。純如請她的翻譯替她在家裏保存了一份錄像帶的副本（我們後來知道，這個人是楊夏鳴教授），然後告訴他，如果她手頭那份丟失了，至少他還有備份。幸運的是，純如的錄像帶順利通過安檢，沒有出任何問題。
我們8月21日動身前往哥本哈根，純愷於兩天前的8月19日已經抵達南京，而就在同一天，純如離開南京前往台北。
在哥本哈根住了一個星期後，我們收到了純如8月29日自台灣發來的電子郵件：
親愛的爸爸和媽媽：
對不起沒有早點給你們寫郵件……今天我參觀了新店附近的國史館，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明天會去采訪兩個曾在南京日本軍隊裏幹過的台灣人……我聽說台風就要來了。
馬上在北京召開的國際婦女大會……很遺憾趕不上去參加了。關於殺害女嬰、女性人口不足和慰安婦的問題想必會成為辯論的焦點，但我不知道共產黨中國會如何應付這些話題……美聯社記者的一封郵件說：“在一位朝鮮慰安婦的大會發言後，中方沒收了記者拍攝的錄像帶、膠片和筆記。他們甚至切斷照明，阻撓她的講話。”
此外，我還是有點虛弱，雖然看起來我隻是過敏而不是感冒……每個我見到的外國人，甚至我采訪的中國人都有同樣的毛病——我們懷疑這或許是因為空氣汙染、花粉、塵霧以及糟糕的空調所導致的。回頭再跟你們聯係……
一切都挺順利的。
愛你們的，純如
9月2日，純如回到家4天前，她再次給我們寫信：
親愛的爸爸和媽媽：
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壞消息——好消息是這兒根本沒刮台風，隻不過下了點兒毛毛雨，壞消息是現在台灣的1937~1938年間曾在南京日本軍隊中服役的老兵全都死光了。我在當地的軍方聯係人瘋狂地打了一圈電話試圖找到一位幸存者，結果沒戲。原來我打算采訪的兩個老兵那時候根本就不在南京，他們當時駐紮在上海近郊，大屠殺發生幾年後才到了南京。
巧合的是，學術活動中心正在主辦一場關於二戰曆史的學術會議（9月1日到3日），我見到了許多有意思的人……兩個研究南京大屠殺的中國專家（一個叫吳天威，他是南伊利諾伊大學的教授。他幫我寫了一封很好的推薦信，用於申請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的研究經費）。我的健康有所好轉，期待著早日回家……回頭再寫封長信給你們彙報這一趟的各種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