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純如的自殺是由藥物所引起的。這是精神病藥物改變一個人本來性格的經典案例。我不需要重複那些有據可查的大量奇怪案例【6, 9】，在那些例子中，本來性格溫和的抑鬱症患者服藥後突然變得暴力並具有破壞性。從純如精神崩潰到她自殺，時間相當短，不過三個月而已。在這段時間，她正好開始服用精神病藥物。她結束自己生命時所選擇的悲劇而暴力的方式也大違她的本性。純如生命最後那段時光急轉直下的狀況和暴力舉動很可能是因為她服用的那些藥物所引發的。我承認，我不是臨床心理學家或精神病醫師。但作為一名生物化學研究人員，從我密切照顧純如的那半年觀察所得以及我自己的獨立研究結果，這是我所能得出的最好的結論。
旁觀者指出，或許有其他因素促成了純如的自殺，比如她接受的輔助生殖治療或許對她的情緒有影響。但據我所知，純如隻服用了很短一段時間的促排卵藥物，不過是2001年12月前幾周。她的情緒變化卻始於2004年。
還有人說，純如的《南京大屠殺》話題太過陰暗沉重是她自殺的誘因，還據此宣稱，或許人們不應該再去寫這種陰暗沉重的題材。但我知道，純如絕對從來沒有為寫了《南京大屠殺》這本書而後悔過，她也不後悔向全世界揭露曆史上這悲慘的一章。紹進和我都相信，《南京大屠殺》這本書不是導致純如自殺的真正原因。畢竟，這本書寫作於她去世7年前。不幸的是，純如把20世紀40年代美國二戰戰俘在菲律賓的恐怖遭遇當做她下一本書的主題。盡管為這本書收集資料的過程同樣令人痛苦，對純如的精神健康顯然沒什麼好處，但我也不覺得這是導致純如抑鬱的主要原因。
純如的死能否避免？我堅信，如果她可以在身心兩方麵都好好休息一下，不去服用任何精神病藥物，或許便會恢複過來，今天還能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心理治療或許也能有所幫助，正如我們所知，世上根本不存在可以令病人立刻擺脫抑鬱的神奇子彈。休息和撫慰或許可以幫助純如有條理地解決自己的個人和職業問題。她曾經成功戰勝了生命中的眾多阻礙。純如一直是一個對生命充滿熱情的堅強女子。悲劇在於，沒人給純如機會令她從身心疲憊中恢複過來。醫生馬上給她開具了抗精神病藥物，然後又是抗抑鬱藥，這些藥物的副作用使她本來的焦慮和輕度抑鬱加重了。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人們認識到精神病藥物的潛在危險，在服用之前三思而行。盡管數據顯示，服用抗抑鬱藥物的患者的自殺率較低，但這仍比服用糖丸安慰劑組為高。每個生命都彌足珍貴。我不想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在任何人的家中重演。
媒體聽說純如精神崩潰的消息後，在報道中稱，醫生對此的診斷是可能為一次躁鬱症發作（但這一診斷從未被確診過），人們開始對純如的精神狀況無端猜測，盡管他們並不了解純如生命最後6個月中的情況。這實在令人沮喪。一本已發表的著作甚至猜測，純如早在1999年時就出現了精神病的征兆。所有這些言論都是出於無知的妄自揣測。一些人甚至認為，純如的激情和寫作動力或許是躁鬱症中躁狂階段的表現。熟悉純如的朋友和學過臨床心理學的人都對此強烈反對【3】。照這種說法，任何精力充沛、誌向高遠、力求完美的人都會變成躁鬱症患者的。我不認為這種將一切簡單化的假設是可以接受的。
純如是個非常重視隱私的人。她不希望自己的艱難處境為外界所知。她希望將整件事情保密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社會上依然存在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事實上，在亞洲文化中，精神病尤其是個敏感話題，可能導致非常殘忍的評頭品足。出於對純如隱私的尊重，我們應她的請求，將她患上抑鬱症一事嚴格保守機密。但在純如死後，我們決定接受美國亞裔精神病網絡（Asian American Mental Health Network）的邀請，代表精神病患者公開發表演講。對精神疾患問題的公開討論，以及來自親友和社會的支持，對於精神疾病的恢複至關重要——這是我們的教訓。
生命一旦消逝便不會再來。我真誠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助精神病患者的家人。許多精神病專家【6】現在認為，心理療法、信仰、來自家人的愛與支持對於幫助精神病人痊愈至關重要。目前，抗抑鬱藥所能帶來的益處僅比糖丸安慰劑略好。這表明，事實上，常常是希望消除了抑鬱，而不是某種特定藥物。我們對人類大腦的功能所知還十分有限。
當本書付印之時，純如已經去世6年多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時縈繞在我眼前。那些畫麵——她純真的微笑，她開懷的大笑，她好奇的眼神，她無休無止的提問——一直陪伴著我。但最重要的是純如的精神：力求最好，永不放棄對曆史真相和社會正義的追求。正是這種精神激勵了世界各地的人們。《南京大屠殺》觸動了全球華人團體，對於迫使日本反思二戰罪行的國際運動起到決定性意義。然而，直至今日，日本仍不肯向戰爭受害者作出書麵道歉，也不肯對那些人生因為浩劫而摧毀的人們作出賠償。更糟糕的是，日本拒絕將其二戰期間在亞洲犯下的戰爭罪行告知自己的國民和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