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在一個鼓勵人們“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年代。我是被這個年代的標誌性產物各種各樣的“講用會”訓練出來的。起初我很真誠，我真誠地總結自己的學習體會，真誠地運用學習到的體會去做好人好事，並且把這些一五一十地在會上講了出來。結果我的“講用”得到了認可，我順理成章地被評為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我從小會講到大會，被一層一層地推薦到上麵。到了向更高一級推薦的時候，上麵認為我應該講得更生動，更有高度，就指派專人對我的講用搞進行了加工修改。重新回到我手裏的講用稿自然麵目全非，連我自己都不認識了。我膽戰心驚地在台上念著那些陌生的先進事跡和閃閃發光的思想。我臉紅心跳、舌頭打結，像個當眾撒謊的孩子一樣，隨時等著自己的謊話被人戳穿。但是沒有。不僅沒有，我還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熱烈掌聲，一個又一個的榮譽。麵對這種出人意料的結果，我徹底懵懂了。有那麼一段時間，我陷入到一種深刻的內心矛盾之中。我不想撒謊，但又不敢說出真話，何況我麵前擺著那麼耀眼的誘惑——榮譽。我知道，我什麼都不用做，隻要老老實實地照本宣科滿足別人的意願，那東西就會歸我。而我真是太想要那東西了。最終使得我麵對現實心情平靜下來的是兩件事：一件事是我發現其實不止我一個人在撒謊，周圍的所有人都在撒謊。而且所有人心裏都和我一樣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講的不是真的，別人講的也不是真的。第二件事是當我明白了所有人都在撒謊的事實後，曾疑惑地向我信任的一個人詢問：“如果世上所有人都在說假話，那麼這個世界還會是真實的嗎？”她認真地看著我的眼睛，堅定地回答說：“隻要把假話當做真的，它就會變成真的。”
現在我知道了，如果你的孩子第一次撒謊就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墮落就從此開始了。那時我十六歲，雖然已經是一個解放軍戰士了，但其實還是個孩子。從那時起的許多年間我一直把假話當做真話來講。我不再臉紅心跳，舌頭不再打結，內心不再愧疚。我逐漸開始精通此道，並且操練自如全無不適的感覺了。
至今，每當想到這些，我的內心深處還會陣陣抽搐發出尖銳的疼痛。我不明白一個母親怎麼能這樣教唆她的親生孩子？一個社會怎麼能這樣粗暴地把一張平展展的紙揉搓出永遠無法撫平的皺褶？我的疼痛深刻而悠長，總能穿透軀體直抵靈魂試圖藏身的任何一個地方。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墮落，這是一個時代的整整一代人的悲劇。
事實就是這樣，當假話成為我們社會的一種生態環境，成為我們社會語言的一個重要體係以後，生活在其間的我們自然就喪失了感受真實的能力和麵對真實的勇氣，哪怕一點點的真實都會嚇到我們，引起我們的不安。
我不安，是因為我發現將軍參加革命的動機沒有我們常聽到的那些“解放全人類”的理想高尚。他是因為父親那句“吃家裏飯，不做家裏事”的牢騷。是因為“參加紅軍家裏還能得到優待，對革命對個人一舉兩得兩全其美”的“自利的觀點”。是因為“一個比到一個一塊去，哪個不去就是熊包”的較勁。
我不安，是因為我發現將軍在長征時絲毫沒有“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的英雄氣概，竟然“希望紅軍能夠創造或找一個根據地，落了足，換口氣，天天這樣跑實在夠人嗆。”。是因為他“對革命什麼時候能勝利在思想認識上不明確，可以說是盲目的，渺茫的”。是因為他坦言“實際生活中遇到困難是很多的。最怕是負傷生病無人管，犧牲和死那倒還不在乎。希望不要負傷要就打死少遭罪”。
我不安，是因為我發現將軍“經常請假要求調動工作”，有“認為幹教育發展慢，無前途”的“地位觀念”。是因為他“過戰爭的生活時間太長了，確實有點討厭戰爭”。是因為他“在四縱隊任參謀長時，曾一度不安做參謀工作，對參謀工作在思想上認識有偏差，認為做參謀工作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是因為他“想轉業到地方去做點工作”。
現在看來，曾經令我感到不安的一切都太正常了，實在是一個常人身處其境的正常反應。不正常的是我，是我們。如果我們能刮掉眼中的油膩，讓自己的目光變得更純淨；如果我們能從長期委身的狹處掙脫出來，讓自己的目光散發得更寬廣；如果我們能剔除固定在心裏的尊卑，讓自己的目光習慣於平視，我們就完全有可能看出另一些表情——自然從容、坦蕩平和、嚴謹內斂、果敢堅毅、自省自尊、真實高尚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