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變後她從新加坡逃難到印尼，曾經做尼赫魯的兩個姐姐的秘書。一九五一年在英國又一度下廠做女工製皮包。連我姑姑在大連收到信都有點不知道說什麼好，隻向我悄悄笑道：‘這要是在國內，還說是愛國，破除階級意識——’”
“她信上說想學會裁製皮革，自己做手袋銷售。早在一九六三年她繞道埃及與東南亞回國，就在馬來亞買了一洋巷碧綠的蛇皮，預備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島後她去了新加坡，丟下沒帶走。我姑姑和我經常拿到屋頂陽台上去暴曬防黴爛，視為苦事，雖然那一張張狹長的蕉葉似的柔軟的薄蛇皮夾實在可愛。她戰後回國才又帶走了。”
……
“她總是說湖南人最勇敢。”（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
黃逸梵如同一個小說裏的人物，自由，肆意，活得似凡高的向日葵，熱情四溢，幾乎燃燒起來。
對於這樣一個母親，張愛玲的心情很複雜。母親曾經努力讓她上了新式的學校，也教她怎樣生活得有情調，教她怎樣生活才是有趣味的。但母親到底是自私的，沒有盡到一個做母親的義務。在《小團圓》裏，影射黃逸梵的蕊秋，甚至將女兒的獎學金拿走打麻將。女兒在學校過著拮據的生活，依靠這獎學金度日，母親卻住在豪華的淺水灣酒店。
總覺黃逸梵與瑪格麗特？杜拉斯有相似之處。同樣是追逐愛情與自由，從不停留如卡門一般的女子。在異國他鄉輾轉，黃逸梵與女兒的聯係越發少了。她帶著自己的身家，幾箱子古董，永不停止地冒險。她愛過許多人，無一例外，都是外國男人。大概是彼時的中國男人讓她感到乏味而陳腐吧。
多年以後，張愛玲到美國定居，與賴雅結婚。這時候，已經蒼老的黃逸梵漂泊到英國。婚後不久，張愛玲生活拮據，黃逸梵到底還是掛念著這個不幸的女兒，便為她寄來了一箱子古董。可在張愛玲婚後第二年，黃逸梵就病逝了。
得知這個消息的張愛玲，心中非常痛苦。她是愛著她的母親的，她崇拜著她。處於極度痛苦中的張愛玲，大病了兩個月。
對於黃逸梵來說，在異國他鄉孤單地病逝，也許並不如旁人眼中那樣來得淒涼。回望自己的一生，她一定未曾後悔出來闖蕩。這多年的冒險，讓她風一樣的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
自由，才是風的意義所在。若是老死在家中的床榻上，即便兒女滿堂，有人照顧，又有什麼意義呢？死去元知萬事空。多少年在一所房子裏徘徊，每天見到的都是相同的人，做的都是相同的夢，這樣重複相同的生活，還不如來一場短暫卻終生難忘的冒險。說到底，人不過活一世，區區幾十年太短暫，如白駒過隙。人說青青鏡中發，忽忽成白首，若不依著自己的願過一輩子，豈不是太委屈、太不甘心？
而對於張愛玲來說，這個幾乎沒有盡到母親義務的女人，是她遙望的，追逐的一朵花。她綻放得肆意而又熱烈，在自己能夠看到，卻無法觸摸的彼岸。
綠蠟春猶卷，紅樓夢未完
近幾年《紅樓夢》忽又熱起來，出書考據的、在電視上做講演的，那一百二十回的故事，總能演繹出許多新東西。而在《紅樓夢》研究史上，張愛玲這個名字，是不得不提的。就連紅學家周汝昌也說：“隻有張愛玲，才堪稱曹雪芹知己。”
其實，張愛玲與曹雪芹，應當是有共鳴的吧。同是生在顯赫之家，不，是沒落的顯赫之家，總有些相通的地方。
張愛玲與《紅樓夢》，是很有淵源的。她第一次讀《紅樓夢》時，不過八歲。那時候，一家子住在天津。彼時，母親黃逸梵已經出國，家中隻剩下三人。父親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張愛玲與弟弟張子靜隻能待在寂靜的大宅子裏，讀讀書，或在花園子裏玩耍。就在那時候，《紅樓夢》走入了她的生活。
堪稱中國古代最傑出小說的《紅樓夢》，的確精彩；但讓一個年僅八歲的小孩子去看，未免有些難了。但張愛玲畢竟是張愛玲，是能夠寫出“聲如羯鼓催花發”的天才。這部書給她帶來的樂趣，遠勝於任何遊戲。
有時，父親有空，也會為她講一兩段。父女二人一同讀書，在張愛玲灰色的童年裏，尤其難得。父親張廷重也非常喜歡《紅樓夢》，他甚至算得上是張愛玲讀《紅樓夢》的啟蒙老師。
她第一次讀那部書時，隻見厚厚的大部頭，帶著好奇，也為“紅樓夢”三個虛渺又旖旎的字所吸引，便讀了去。不想這翻開了第一頁，一生都對它愛不釋手了。
《紅樓夢》中人物眾多，關係複雜，伏筆也不少，成人要看懂也夠嗆，但張愛玲竟在十二三歲時，便入了《紅樓夢》之門：這部共有一百二十回的小說，前八十回，看起來是光風霽月，轉到後四十回，瞬間便覺“天日無光，百般無味”，能分辨出前後兩部分的差別，對於這樣一個小孩子來說，真是十分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