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與四川腹地，畢竟有著巨大的差異，山川、文化、風情的巨大差異，這對於一個年僅五歲的孩子來說是很難適應的，特別是對於李白這樣敏感的孩子，這種與當地的不相融感，這些差異，都深刻地映在李白敏感的心靈裏，揮之不去。
中原人家的孩子，比西域來說相對要文雅得多，這裏的孩子不重視騎馬射箭，整天隻是念著“之乎者也”，這使少年李白覺得很沒勁。他不明白，這些“之乎者也”到底有多大的意思，騎馬射箭，真刀真功夫，那才是真正的人生大本領呢！他來到四川後不久，就不由得有點小瞧中原人家的孩子。當然，中原人家的孩子也小看李白，覺得他連“之乎者也”都不會念，那才是真正的大草包呢！
客寓意識不但刻在李白年少的心靈中，而且移居四川的李白全家也都有著很濃的客寓意識。據範傳正為李白寫的碑文記載：“父客以逋邑，遂以客為名。”客寓在四川之後，當地人稱李白的父親為“客”，所以其父叫李客。這個漢名就成了他們流浪客寓的標誌。而且，由當地人的這一稱呼可以看出，李白一家初到四川時，與四川當地的文化習俗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的。這種差異在將來漫長的歲月裏並沒有太大的減弱，李白一家與當地人存在若即若離的客寓關係，這使他們在四川生活時，並沒有與當地人水乳交融。就如同居住在中國廣東、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客家人，他們的先輩從中原而來，多是因逃避中原戰亂而遷徙的士族。盡管後人祖祖輩輩居住在那裏，已經連續幾百年甚至千餘年了，但他們還是固執地保持著自己固有的中原文化特征，與當地人有所區別，因此被當地人稱為客家人，他們的客寓意識直到現在仍然是強烈的。
這種客寓意識使李白產生了漂泊感。長大以後，盡管李白對家鄉四川很是懷念，但這並不能阻止他離開四川去天下闖蕩。李白離開故鄉後，終生也沒有再回故鄉四川，這說明四川在他的意識中也隻是“客寓”。
客寓意識還對李白的性格與氣質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西域遷徙到四川，地域風情與民族個性變化極大，幾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遠離了西域的浪漫風情，來到四川過的是另一種生活。他並不習慣於這種生活方式。李白出生西域，深受西域文化的影響，他的血液裏所流淌的是西域那種自由浪漫的血液，胡人的自由思想難以接受中原文化的束縛。來到中原之後，他依舊大塊吃肉，大口喝酒，大聲說笑，生活方式還是西域化的，性格上還是西域那種自由不羈、飛揚跋扈的特征。此後無論漂泊到哪裏，李白與當地的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定的距離，與中原文化形成一種不可避免的衝突與碰撞。因為在文化上不相容，所以李白難以被人所理解，內心產生了很多苦悶與壓抑的情愫，在釋放這種情愫時就表現出一種飛揚跋扈，狂放不羈的特征。連杜甫也問他“飛揚跋扈為誰雄”。這種特征表現在詩歌裏，使他的詩歌具有一種胡人的開闊氣質，顯得奇幻深邃，自由浪漫與信馬由韁、豪放不羈，而且他的詩歌很多地方也總是提及胡人，毫不隱諱地表明他對胡人和胡人文化的熱愛。這當屬於年少懵懂時代西域生活對李白的影響，也是李白客寓意識的外在表現。正是因為客寓的意識，使李白的詩歌裏張揚著浪漫文化，顯示出西域文化的種種特征。李白這種客寓意識，對李白一生成就文化巨人的事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西域異民族家世對李白的影響是巨大的。由於出生於西域的異民族，李白在青少年時代，尤其在成人後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交往中，在與官僚政客們的交往中，往往容易產生一種被疏遠排斥的疏外感，產生一種極為強烈的懷才不遇的情緒，這使得李白較杜甫、韓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隱等人在進入仕途的道路上，將麵臨更多的心理和實際障礙。這種障礙使得李白較其他人更容易產生一種與封建王朝若即若離的關係，即產生比其他文人們更加強烈的抗爭精神和自由意識。這使得他一忽兒要求仕進，一忽兒又隱居學道，始終與中原朝廷保持著比其他文人更深更遠的隔閡與距離。這樣李白對中國的傳統政治上與文化的弊端就比其他文人看得更加的清楚，從而在政治上與文化上的見解比其他人更深刻，在文藝上更加富有創造性和個性特征，其行為與精神也比其他文人更加卓絕。
中國文學史中，具有“人生如旅”“人生如客”這種理念的人並不少見。如蘇東坡的“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即是如此，但像李白那樣在詩歌和人生總體上終生都具有客寓意識的人確實很少見。李白的客寓意識對於他詩歌道路及他的精神品格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