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22日，國民黨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上，做了一個重要宣示，據第二天《大公報》報道，內容如下：
襄陽之戰中康澤殉難
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宣布
這位政工局長口中的康澤，在襄陽之戰中真的“業已殉難”了嗎？這根本是一相情願，1948年7月下旬的《新聞天地》的報道，證明康澤並沒有殉難，康澤是被俘的，中共的新華社也在17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康澤是蔣介石最欣賞的一個心腹，一個心中內定的烈士樣板，曾任軍委會別動總隊總隊長。在蔣記特務係統中，重要一支是“複興社”。“複興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賀衷寒係的“政訓”係統，一支是康澤係的“別動隊”係統，一支是戴笠係的“特務處”係統。康澤的“別動隊”係統起源於在南昌開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贛暑期研究班”，這班召集軍官再加訓練後，編入“廬山訓練團第四營”（團長蔣介石、副團長陳誠、第四營營長韓文煥）。1933年10月，在廬山成立“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別動隊實際上是一支突擊隊兼負責軍事特工訓練的隊伍。隊員或三兩組成一小組或個別單獨一組，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公開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秘密活動。他們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訊和槍斃人。其為人也，到處生殺予奪，自然炙手可熱。康澤的炙手可熱，延續到抗戰開始，更是風光。他在抗戰中的職務是1937年兼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複興社總社書記。1938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1945年奉派出國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同盟國家戰後複員工作。1947年返國。翌年一月膺選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蔣介石要他做熱河省主席，他沒做，改到襄陽去做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正好趕上襄陽之戰。
1948年7月1日開始的襄陽之戰，蔣介石方麵說“文武雙全的康澤將軍戍守”，由於“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戰役定卜全勝”。可是言猶在耳，短短六天以後，康澤便以被俘聞了。最令我們注意的，是康澤副手郭勳祺被俘歸來“偽裝聾子”的事。這位將軍為什麼要裝聾子？因為裝了聾子，才可以做啞巴；做了啞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顯然是不能說的！在襄陽失守時候，蔣介石為了人造奶油式地趕造先烈，在1948年7月22日，特由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宣布：“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於襄陽作戰中業已殉難。”蔣介石在聚餐時，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澤，是不會被俘的”，在蔣介石眼中，康澤是“壯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卻放水了！——康澤並沒有死。所謂康澤“殉難”襄陽之說，既是純屬子虛，為什麼蔣介石卻要硬說康澤殉難了呢？我們已分析了他複雜的意識形態，他是“槍杆子出政權”的人，他的天下從打鬥中得來，得到後，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於一些“忠”的觀念。不幸的是：在時代的巨變下，還沒建構好這種觀念，他在大陸就麵臨了考驗。“忠”在國民黨的要求中，是臨難死節。臨難不死，是謂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當的。1949年，蔣介石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魂——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很沉痛地告訴了我們，在“大陸沉陷的大失敗之中”，真正臨難死節的，隻有“二人”。（參閱“國防研究院”出版《蔣總統集》，第1672頁）蔣介石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所以，他對“臨陣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興趣了。他感興趣的，顯然隻在誰誰誰死了，誰誰誰臨難死節了。這種興趣過分膨脹的結果，就是會在情況不明時，先一相情願給他死了再說，甚至先給他進了忠烈祠再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羅列入祠”事件。蔣介石在逃到台灣後，痛感於臨難死節的烈士缺貨（參閱“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二十期），所以對臨難死節的謠言，也不無從寬錄取之處。在台灣做過陸軍總司令的羅列將軍，在沒逃到台灣前，就被從寬錄取，進過圓山忠烈祠！不料羅列入祀忠烈祠後，忽然在1951年4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灣，大窘之下，隻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陸軍總司令。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疇降清。洪承疇降清後，明朝的皇帝還不知道，並斷定洪承疇一定臨難死節。於是皇帝大為震悼，為之輟朝三日，賜祭十六壇。又為洪承疇立專祠，並把所部官兵並列祠內。皇帝又禦製祭文，要親自哭喪。不料最後消息傳來，洪承疇竟在前線投降了。於是大窘之下，喪事也風光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