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我打敗，你悔禍
蔣介石於1948年4月19日當選上所謂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後，原想激勵士氣，希望與中共的戰爭，能夠轉敗為勝，至少穩住腳跟，結果仍然每況愈下，先是這年1月，國民黨聲言一年內可以消滅共軍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丟了遼陽、鞍山，3月就丟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丟了洛陽，5月就丟了老河口，6月就丟了開封，7月就丟了兗州、襄陽，9月就丟了濟南，10月就丟了錦州、長春、鄭州、包頭，11月就丟了沈陽、營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丟了淮陰、淮安、張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謂“徐蚌會戰”結束，蔣介石又損失大軍四十萬，同時丟了天津。前後一年下來，國民黨不但一年內沒消滅共軍，並且反要被共軍消滅的情況就在眼前。這年1月1日，蔣介石不得已，發表元旦文告。這一文告措辭，極可看到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這一文告，照董顯光《蔣總統傳》所說，“具有兩個重要目標，一方麵對‘共黨’舉示政府對和談之最低條件；他方麵則預示大綱俾於蔣總統退職後，副總統得據以與‘共黨’進行和談，而不致有損其為民主政府領袖與中華民國忠貞公民之責任”。（第510—511頁）其實，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麼“舉示政府對和談之最低條件”和什麼“預示大綱”，而在蔣介石個人的一種心態的顯示。這種心態，最顯著的有兩點：第一，它顯示給我們“去年一年之中，自濟南失守以後，錦州、長春、沈陽相繼淪陷”，“剿匪”一直失利。“因為剿匪軍事加重了人民負擔，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關鍵“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要先問明共黨對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隻要共黨“有和平的誠意”，“政府必開誠相見”。第二，“如果共黨始終堅持武裝叛亂到底，並無和平誠意”，則隻有訴諸“決戰”，“自不能不與共黨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滬戰區，為政治中樞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衛，實行決戰”。蔣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僅在此有決勝的把握，而且整個國家轉危為安，和全體人民轉禍為福的樞機亦在於此”。（《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二卷，第205—208頁）。這意思就是說，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會打贏的。
在蔣介石還沒發表這一文告前一星期（1948年12月24日），他接到在漢口的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電，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並提出三點意見：
一、相機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美英蘇三國出而調處，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複和平談判。
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第875、876頁）
密電發出後，一直沒有回音，白崇禧遂再發一密電（12月30日），承認和戰兩難的窘況，不過仍敦促以外力來支援和平。他呼籲“趁早英斷”，“無論和戰，必須迅謀決定，整個團結，方有生機，萬不可被敵分化，以蹈各個擊破之慘境。……”（同書，第876頁）
在接到白崇禧兩通密電後，蔣介石的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兩通密電中要求政府的“謀和誠意”，轉而向共產黨要求起來。元旦文告發表後第二天（1月2日），他發了回電給白崇禧，說是“吾人既已傾吐精誠，重啟和平之門，假令共黨確能翻然悔禍……”雲雲，他打了敗仗，竟要別人“悔禍”以後才能“和”似的，豈不滑稽！無獨有偶，1949年，在1月2日同一天，蔣介石有回電給河南省主席張軫，也談到“共匪”、“悔禍”的事。
蔣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聖起草的時候，其實他已經預作下野之舉了。所以在元旦文告發表後三星期（1月21日），蔣介石終於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實，還要玩弄權術，李宗仁正好首當其衝。最出人意表，連李宗仁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是，蔣於下野前夕，怕李武裝逼宮，命令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主持暗殺副總統的計劃，當李宗仁離開南京時，無論水、陸、空路，均予格殺。（詳閱沈醉《軍統內幕》上冊，第241—245頁）1965年，李宗仁自美國回歸祖國，始悉沈醉披露的內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蔣氏夫婦曾熱情地要把“美齡”號座機送給李氏夫婦乘用，原來送飛機是要老命，幸虧沒有乘坐。（見同書，第245—246頁）李宗仁也幸虧沒有於蔣下野前離開南京，否則老命也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