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蔣經國清楚地透露了：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就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蔣介石不在職後九十多天，他還能以非總統的“平民”身份，“派”蔣經國等“幾個人”到了上海，“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並且一搬再搬，連最後“一箱珠寶”都不放過！試問這是“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金銀轉移”的行為嗎？說“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誰相信呢？何況，在前國民黨“新聞局長”董顯光的《蔣總統傳》中，寫出的，就全是蔣介石“引退之後”的傑作。董顯光說：
2月間有一機會可從行將勝利的“共黨”手中奪回國家的重要資產。蔣總統深信大陸不免於淪陷，乃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命令幹練而可靠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密將政府所存黃金運往台北，以免將來淪入敵手。這些存金到了台灣，於必要之時，將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鴻鈞立即遵命辦理，此項存金運輸遂於2月20日完成。李宗仁聞此消息，異常懊怒。蔣總統原來也恐此項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難免不為勞而無功的和談，增加一件交易的標的。幸而蔣總統把這些存金在不動聲色之下迅速轉移地點，李氏遂未能先占一著。
照董顯光的說法，真使我們開了眼界！原來“中華民國”雖進入了“憲政”時代，居然還有一個黨的“蔣總裁”，以該黨“總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將政府所存黃金運往台北”！
在蔣經國的白紙黑字以外，從其他參與人的事跡裏，也可找到蛛絲馬跡。俞鴻鈞曾任上海市長，1944年繼孔祥熙為財政部長，1945年複兼中央銀行總裁。1948年內閣改組，專任中央銀行總裁。1949年蔣介石下台前兩天（1月19日），他離開中央銀行總裁職務，由副總裁劉駟業繼任。換句話說，他這時已非中央銀行總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難阻撓，密將全部庫存黃金，於數夕之間，以海關巡艦悉數運台”。（《新會俞先生鴻鈞事略》，《俞鴻鈞先生紀念集》）俞鴻鈞好像是在中央銀行總裁任內合法密運庫存黃金似的，其實這是瞞天過海，因為那時他已沒有公職。（見彥遠《俞鴻鈞先生的風範》，1960年6月2日《聯合報》）以沒有公職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運國庫中的黃金，這不是奇事嗎？這又是什麼法治呢？又據於文華《慟失良師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報》）一文訪問嚴家淦的記錄：
嚴氏說到來台灣的數年間，我們在財政上並沒有遭遇到多大困難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對國家的貢獻。三十八年初，總統引退，國家的全部黃金數百萬兩，當時都存在上海，代總統李宗仁卻禁止搬運，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難，從上海的中央銀行把一箱一箱黃金運來台灣，妥藏在台灣銀行的保險庫裏。四十三年6月1日，他出掌行政院，組織“財經內閣”，以崇法務實的精神，深為國人敬仰。由於這位財政閣揆，才使國家最陰晦的時期，在財政上未遭遇困難。
更可反證當時密運黃金時，曾受到“代總統李宗仁”的“禁止搬運”，以總統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沒有公職的私人搬運國庫中的黃金，可見這種私人已經橫行到什麼程度。如果沒有蔣介石幕後撐腰，私人敢嗎？能嗎？蔣介石給俞鴻鈞的考語是“崇法務實”，看了俞鴻鈞幹的事，“務實”或有之，“崇法”可就十萬八千裏了吧？再看王康《平凡中的偉大》（1960年6月2日《中央日報》）一文記錄：
三十八年初，總統引退，國家的全部黃金數百萬兩，當時都存在上海，代總統李宗仁卻禁止搬運，如上海一旦不守，而這批黃金落入共匪之手，則國家的損失將更慘重。俞氏不聲不響，與當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陳副總統函電密商，決定將黃金全部運台。在某一個深夜裏，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密令軍艦一艘，停泊在上海黃浦灘央行附近的碼頭邊，央行附近的街道，臨時戒嚴，一箱一箱的黃金，悄悄運上軍艦，在天未破曉以前，該軍艦已駛出吳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駛向基隆。兩天以後，陳主席打電報給俞氏，全部黃金已妥藏在台灣銀行的保險庫裏，坐在外灘央行總裁辦公室裏的俞氏，這時才感覺肩膀上的萬鈞重擔豁然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