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亡命又亡國
蔣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國內，徐蚌慘敗，精銳盡失，權力基礎大受衝擊；在國外，美國總統杜魯門態度冷淡，宋美齡出訪，毫無成就。國內外局勢既已大大不利，和談的呼聲又甚囂塵上，然而蔣介石又如何能厚顏再與共產黨和談呢？所以隻有叫李宗仁出來頂。但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總統的權力架空，照樣以總裁的頭銜行總統之實權，和談代表出發前還須先到溪口，向他請示，國民黨內部於是更加紛亂，和談一破裂，共軍於1949年4月21日橫渡長江，不到兩天，南京就被解放。親蔣的美國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與中共對話，果然與燕京出身的黃華見了麵，並得知毛澤東、周恩來歡迎他以私人身份訪平，他亦有意，並積極進行，隻因美國國務院反對而未果。但司徒堅持不去廣州，直接自南京飛返華府述職，結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參閱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316-317，325，333，341），他顯然不願意再給蔣介石抬轎子了。蔣介石得知首都易手，第二天下午就決定離開溪口。
4月25日的一別，竟是蔣氏父子永別故裏。蔣經國在這一天的日記中，顯然已有預感：“溪口為祖宗墓廬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蔣氏父子一行於當日下午抵達寧海縣東北角的團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艦。（參閱王舜祁《蔣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載《拆穿蔣介石》，第545—547頁）
“太康”艦把蔣介石送到上海，蔣召集湯恩伯以下軍官訓話，表示要親自指揮大上海保衛戰，再度侈談與城共存亡，及至5月25日，共軍攻入上海，即乘“靜江”號軍艦逃出，再從澎湖馬公坐飛機飛往台灣，於6月1日在高雄降落。當時蔣已成驚弓之鳥，降落後卻不敢下機。孫立人將軍晚年親口告訴汪榮祖，他曾親自上飛機報告蔣，“這裏都是自己人”，蔣才下機。休息數日後，轉往台北草山第一賓館居住。據侍衛室特別警衛組中校警衛區長趙秉鈺的回憶，蔣聽說是草山，大發脾氣，不甘心“落草為寇”，乃下令改稱“陽明山”。（見《追隨蔣介石逃台的點滴回憶》，載《拆穿蔣介石》，第562頁）當時閩粵重鎮均先後為共軍所占，台灣的二二八事變才發生二年，大有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之感。
蔣介石為了穩定內部，以國民黨總裁名義，別組辦公室，以便指揮、調遣與安保。對外則於7月出訪菲律賓的季裏諾總統，以及於8月往見韓國的李承晚總統，想組成一個國際反共聯盟。但是由於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不感興趣，乃無疾而終。（見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340）不過他在台北至少暫時站穩腳跟，他於下野之前，早已有所布置，省主席是心腹陳誠，國庫黃金亦已私運抵達，在廣州的國民政府無從“染指”。
7月中旬，閻錫山在廣州繼何應欽組閣，計劃堅守湘南粵北，以保住廣東。適於此時，蔣介石突率大批隨員從台北飛抵廣州，以國民黨中常會名義通過設立“中央非常委員會”，自任主席，代總統反居副主席。此一組織顯然成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權力，直接控製黨、政、軍、經大權。蔣雖然尚未複職，但“非常委員會”由他主持，一切實已完全複歸其個人獨裁之下，諸如在軍事方麵，他擅自撤走吳璉兵團、延宕劉安琪兵團，使防守廣東徒托空言；在財政方麵，他控製存台金鈔，使廣州國府求之不得，窮於應付，仍不免大軍缺糧，通貨膨脹。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湯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紹良的職，並立即押解來台，形同綁架，而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事前均不知情，獨斷獨行連法統都不顧了。
蔣介石把兵調走，把錢扣在台北，破壞了防衛兩廣的部署，令粵籍將領十分憤慨，特別是張發奎一再建議李宗仁，趁蔣於穗台之間飛來飛去之時，乘機把他扣起來，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願“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參閱《李宗仁回憶錄》，第654、655頁）其實，“其人之道”是平民亂政，破壞軍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總統的職權，將其拘留，付諸司法機關公平審理，何至於“徒招惡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