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被封閉之後，言論自由更無一點空間，怎麼又冒出一個轟動一時的“文星”事件呢？文星書店是1952年創辦的，《文星》雜誌是1957年創辦的。在《文星》雜誌創刊後的前四年裏，它隻是一個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績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進入《文星》以後，自此四年中雜誌變色、書店改觀。在李敖影響之下，《文星》主張中國走現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開明、進步、戰鬥等鮮明色彩，表現在《文星》雜誌上、《文星叢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尋根上慎終追遠，在歸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麵的成績，實在是思想冰河中的異數，文化沙漠中的奇跡。就這樣的，《文星》成為《自由中國》雜誌以後，官方眼中釘的遞補者。在封殺《文星》的手法裏，最耐人尋味的，除了照例扣紅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產黨或出身左派的人兒，去羅織《文星》罪狀。沒問題，硬挑出問題，叫做“羅”；羅出問題再予以串連成罪狀，叫做“織”。就在這種羅織作業下，文星的被迫隕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當國民黨中常會上，小人們向蔣介石報告《文星》鬧事應該嚴辦的時候，蔣介石說：“把蕭孟能、李敖先給黨紀處分。”小人們再說：“但蕭孟能、李敖不是黨員。”蔣介石說：“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啊！要蕭同茲負責！”蕭同茲在國民黨裏的老麵子，延緩了《文星》之被消滅，並不能使《文星》免於被消滅。大禍臨頭像一張禁網，它是慢慢扣下來的。先是開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隻是一個動手的訊號，殺戒一開，自然就有好戲看。“殺身之禍”是1965年12月間籌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時發生的。查禁命令，內容洋洋大觀，《文星》被停刊一年。但這隻是一個表麵上的處分，骨子裏，處分卻是更嚴重的，那就是蔣介石下手令：“該書店應即迅速設法予以封閉。”在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過，《文星》的問題是李敖，如果李敖與《文星》脫鉤，《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蔣介石秘書長張群的“黨黨相護”下，蕭同茲向蔣介石上了報告，“為《文星》雜誌辦理不善，受有停刊處分，為免於被外界利用，致產生不妥傾向，擬即由同茲負責整理，謹報請鑒察”。蕭同茲的報告措辭謹唯，雖為《文星》上報告，卻處處站在蔣介石利益進言，所謂“為免於被外界利用致產生不妥傾向”、所謂“近聞海外有左傾分子托於言論自由之說，陰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響政府之威信”等，都是站在這種立場進言的。報告文字洗練，是出於李晉芳之手，再經黃少穀改正過的。這種文字，再經張群過目後，認為可以打動蔣介石，於是張群就附上相應的簽呈，張群的簽呈和蕭同茲的報告送到蔣介石麵前後，蔣介石在張群、蕭同茲、黃少穀、黃傑四個人的老麵子下，基於他自己的利益，終於網開一麵，批示“可如擬試辦”五個字。於是張群得令於1966年2月26日，以“極機密最速件”，寫信專送給蕭同茲，報告佳音。就這樣，《文星》由蕭同茲“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由蕭同茲出麵來擋，使《文星》渡過險境。但是到了1967年，《文星》雜誌停刊一年處分已滿，依法原可以自動複刊的，但是2月23日，國民黨中四組以“五六宣50037”號密件致蕭同茲，說是“據有關方麵會商結果，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文星》雜誌不宜複刊”。於是，就在黨的命令超過行政命令下，《文星》雜誌永不複起。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後再用黨的命令把你殺死。蔣介石縱使一時看老同誌的老麵子，放過文星，但蔣經國率領的一批政戰係、情治係、黨政係的人們，絕不放過文星。因此，蕭同茲雖“心力交瘁”地挽救，文星改組仍不會成功。拖到1968年，官方終於忍不住了，首先，官方開始在稅務問題上麵找文星的麻煩，希望能夠查出逃稅漏稅的證據，用作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這一著，稅務機關追查之下，竟發現《文星》連賣一張報紙，都會自動開發票！在這種簡直無懈可擊的情況下，官方除非走栽贓嫁禍的路，也就別無他法。於是，官方決定硬來了。
1968年1月25日的下午，“警總”糾合各路人馬，突擊搜查文星資料室。三天以後（1月28日），蕭同茲坐車開始被跟蹤；第四天（1月29日）起，文星書店門口有“計程車”兩部及便衣多人駐守不去。情勢發展至此，可見蔣經國他們的確不經過張群，“直接上報而要徑自執行”了。蕭同茲感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就在2月5日寫信給張群，“惶悚待命”了。蕭同茲不愧是老於世故的，明明是你蔣介石兩麵做人、逼我關門，可是我絕口不提一個字，反倒字裏行間，哀哀請求你恩準我自我結束。張群收到信後，隻好轉呈蔣介石，蔣介石批了一個“閱”字，意思是說知道了，你就去停業吧。於是，苟延殘喘了兩年的文星，終於還是難逃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