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生長的時代，正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勃興，在空前激烈的內憂外患震蕩下，仁人誌士們的救亡意識特別強烈。蔣介石身曆其境，具有顯著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原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我們細察他一生的言行，這位普遍被認為“深具民族主義”人物的愛國情操，並非如是簡單。他的反帝民族情緒很不一致，例如對英帝表現出深惡痛絕，而對美帝卻委曲求全，未免勢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個人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我們不難看出，他常把個人與黨國的利益，二而為一，他的危機就是黨國的危機、他的挫敗就是黨國的挫敗、背叛他就是背叛黨國，例不勝舉。兩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時候，例如他“絕對反對”台灣獨立、美國托管，既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為無論“台獨”或“托管”都將動搖他的權力基礎，以及蔣政權的合法性。周恩來於1959年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餘地，就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別扭，他也反對托管、反對搞兩個中國”（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獻》，第397頁），並不盡然，哪裏僅僅是“民族立場”呢！蔣介石本身利益與黨國利益衝突的時候未嚐沒有；至此時也，孰輕孰重，便見分曉：在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穩固一己的權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蠶食鯨吞；抗戰期間，若非日本軍閥過於狂妄，不願意撤軍，他已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後台，不惜犧牲東北權益、出賣外蒙，以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他與史迪威鬧翻，似乎是因為不願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然而當國共內戰失利，竟主動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唯遭杜魯門拒絕耳。類此可見，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顯置於黨國之上。他是“皮”，黨國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可表達他的心態。
然則我們又如何來看待這位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館館長劉紹唐曾透露一則大內秘聞，說是大陸上大鬧“文化革命”之時，國民黨內策士議論紛紜，而蔣總裁一言搞定：“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且不論此一驚人之語，是否完全正確或過於簡單化，至少透露出此語者的心術，並可從他1936年3月26日的日記裏得到印證：“政治生活全係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複問矣！”這種不擇手段的以術謀權，原是打天下或爭天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項羽與劉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另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都表現出這種野心，而蔣介石在發跡之前，於1921年歲暮，自滬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愛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聲（見《陳潔如回憶錄》上冊，第129頁），所謂“野心”的具體內容，乃是不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來開創基業。既然把國事視為自己的基業，何異自古以來的帝王思想？蔣介石終於把基業傳給兒子蔣經國，豈是偶然？俗稱“蔣家王朝”，並非虛妄，而蔣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識更帶有傳統色彩。
從帝王的角度看，蔣介石的“野心”、“權術”與“際遇”，已使他實際上成為開國之君，他的名義是蔣總司令、蔣委員長、蔣主席、蔣總裁、蔣總統，實質上與操生殺大權的皇帝無異，他手批槍斃實在比皇帝批殺頭更無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馬上得天下，槍杆子出了政權，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奮鬥了一輩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結局。我們重讀孔尚任的《桃花扇》，能無曆史重演的感慨？請看這一段：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晏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第1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