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徐蚌會戰”如此，第二年的“上海保衛戰”也一樣。上海保衛了半天，守不住了。據方治《我生之旅》的回憶，是“因總統蔣公一再電令，必須安全撤退部隊”，才撤退的，明明來自領袖的授意。但是，據《雷震日記》1948年5月16日條下，卻有這樣的記錄：“晚至總司令部指揮所見介公致恩伯之親筆函，囑其支持到底，戰至最後一人，與晨間恩伯所言者完全不同。上午聽到恩伯之話，且經國兩次與恩伯談話，我們以為這些意見，當係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實力，不料經國返定海後，介公親筆函與恩伯，囑其為國民黨爭光榮，死守到底，戰至最後一人，因此陳良對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詫異也。”再查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明記他在5月15日“上午10時飛往上海公幹”，5月16日“上午9時50分飛離上海，10時半抵達定海機場”。可見來去匆匆，自然傳達聖旨不誤，“欲保存部分實力”、“必須安全撤退”屬實。可是，“經國返定海後”，蔣介石在口頭授意以外，又來了書麵，上下午之間，口頭與書麵內容“截然不同”。據《石覺先生訪問記錄》，他當時是淞滬防衛司令官，他說是“上級指示撤退，我奉命執行”；再據方治《敬悼湯恩伯將軍》，是“5月25日奉命撤退，將軍集合高級將領，傳達撤退命令”。可見撤退是蔣介石授意的。雷震說陳良“深感詫異”上下午之不同，其實，從側麵意義了解，一點也不必詫異，“介公”行的，是雙軌統禦，在口頭上，是要安全撤退部隊；在書麵上，卻是戰至最後一人。不了解這種門檻的，絕對弄不清真相，絕對以為領袖是多麼守土不去呀！書麵存證於部下動搖之際，誰還會怪領導不力呢？
從杜聿明和湯恩伯兩個例證中，我們挖掘出領袖明的表示和暗的表示的大相徑庭，真令我們觸目心驚。千百年後的曆史家，看到表象、看到文件，沒人會懷疑領袖，他們記錄的，必然都是“臣罪當誅”啊！
1989年10月8日
論不準上岸
一個國民黨少將——張晴光，退役以後，寫了一部《血戰餘生》，其中寫1949年“上海保衛戰”中保衛不成，撤退來台一段，別有伏筆。張晴光說：“懷著悲惜、痛憤的心情離開上海灘之後，隻知船開舟山群島，到了普陀山。下船，遊了一趟南觀世音廟。又聽說奉命改駛台灣，到了基隆。在船上等了兩天不準上岸。以後劉軍長玉章至台北報告陳長官辭修，始準離船，陳長官在基隆集合全軍幹部訓話，對本軍在東北、上海的優異戰績，著實誇讚了一番，並說他先到台灣，是為我們設營打前站、辦後勤。……”
這段回憶的伏筆，就在“不準上岸”四個字。以百戰之師，當打敗之時，兵困馬疲，到了台灣，居然要“在船上等了兩天”，這是什麼“打前站、辦後勤”呀？
答案在張晴光團長這邊，找不出來，讓我們找找劉玉章軍長的回憶吧。劉玉章上將寫《戎馬五十年》，其中有這樣一段：“船到基隆，表示暫在船上待命，停留兩日方始登岸。其間，我曾下船前往台北，晉見陳兼總司令辭公，由副總司令彭明熙將軍代為接見。翌日，辭公蒞基隆，對本軍官長訓話，慰勉有加，其時正有人向上級密告，說我‘在船上越權管製，專擅恣橫，不準吸煙，違者棄海’；又說我‘部隊在基隆碼頭軍紀蕩然，擾害民眾及到處便溺等劣跡’，辭公究竟是久經戰陣的長官，曾率直告我曰：‘此種無理讕言，不要理會。你們在上海半月，官兵吃盡辛苦、冒盡危險，今倉促撤台，而港口事前準備未周，何能苛求！’希莫在意。”
看了劉玉章的回憶，我們還是得不到答案。所謂“港口事前準備未周”雲雲，顯然是一種托詞。因為這個部隊，是奉命來台灣的，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港口事前就有準備時間，又何來未周呢？
真的原因，我們在劉汝明將軍的《一個行伍軍人的回憶》中，得到更鮮明、更赤裸的印證。劉汝明的部隊，比起劉玉章的來，是雜牌的，所以1949年從廈門來台，待遇就更離奇。劉汝明說他坐的船到高雄外港後，“一看到隊伍所坐的幾隻船，還停在港外，心裏很覺奇怪。不多時，理副軍長明亞，到我的船上來說，船上都無水，官兵都快渴死了，仍不準進港……我聽了很著急，說你同我一起去高雄交涉。說話之間，就看見一隻小汽艇，朝著我坐的船飛快開來，上來一個少將見我，認識是我抗戰初期六十八軍第一任軍參謀處長董熙（當時是孫立人的副參謀長），很高興地要接我到什麼司令部去。我就帶著理副軍長跟他上岸，到了這個司令部的樓上，這個司令就給了我一件孫立人轉的命令說：劉兵團到達高雄，必須把槍炮公物繳出，留在船上，才準徒手上岸。士兵撥給各師，官長妥為招待……我要給領袖打電話報告，這個司令說：電話不通不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