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淩晨，中央銀行大樓外突然響起劇烈的槍聲，我尚以為是解放軍向我的司令部發起最後攻擊，覺得該是自己“成仁”的時候了。我身著戎裝，平躺於床上，伸手至枕下欲取出早已準備好的手槍自戕。豈知我摸了又摸，手槍居然不見了。原來左右已發覺我的精神異常，預先就將我的手槍取出收藏起來了。我生怕再稍遲一刻便做了解放軍的俘虜，慌慌張張地起來在室內到處搜尋任何可以了結自己生命的器械。這時，一直守候在門外的衛隊長文健和四名衛士聞聲擁入，呼喊著將我死死抱住。住在鄰室的我的本家侄子、時任吉林省政府秘書處處長的鄭安凡也跑了進來，直挺挺地跪在地上連聲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萬莫走絕路！”言畢大哭。我狠狠地頓足歎氣，頹喪地倒在床上。少頃，楊友梅將軍帶著一些幕僚匆匆走進房間，也含淚道：“桂公，事情已到了最後關頭，請您趕快下去主持大計！”然後命人不由分說地將我從床上扶起，擁向樓下。
來到一樓大廳，我猛然怔住了，原來大廳內外已布滿了解放軍。再看身邊，幾名衛士緊緊地環繞在我的身後，唯恐我再出意外。楊友梅將軍等人也團團圍著我，都用滿含期待的眼神注視著我。我一切都明白了，麵對這木已成舟的事實，我隻得勉強同意放下武器，聽候處理。
事後始知，楊友梅將軍和司令部的幕僚們先已通過與解放軍的秘密接洽，悄悄迎來了解放軍的代表及少數部隊。他們計議，朝天開槍，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臨司令部的事實，促我與之共同走向光明。這樣，既避免棄我於不顧，又不叫我過於難過，巧妙地從死亡線上把我救了出來，真是煞費苦心。後來每憶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黨的偉大政策和部屬們的這番安排。
鄭洞國在這一回憶裏提到“他們計議，朝天開槍，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臨司令部的事實，促我與之共同走向光明”雲雲，雖然比前一篇回憶稍多落墨，但是，語焉不詳、令人費解之處，還是有的。
為了進一步完成這一“大特寫”，我找了一些旁證。
據當時鄭洞國的侍從副官兼國民黨吉林省政府秘書處七級課員李國禎《跟隨鄭將軍的日子裏》回憶：
18日上午，鄭發電沈陽“剿總”稱“大勢已去，當以死報國”。10時許，空軍飛機飛臨長春上空與鄭洞國通話，請鄭指示轟炸目標，鄭先生告知：“六十軍已於昨日撤離長春，不明去向，轟炸也隻是徒傷百姓。”飛機盤旋兩周而去。下午，兵團楊副參謀長囑我切實注意鄭先生安全，要晝夜守在身旁，寸步不離，任何武器不得給鄭先生。自此我才感到情況嚴重，任務艱巨，馬上將長短槍全部收藏起來。同時，發現有一輛帶黃布標誌的吉普車進出司令部，車上乘坐的均是解放軍。
後來知道，新七軍與解放軍談妥條件同意放下武器，兵團部楊副參謀長和三處易處長（似乎印象中有位姓易的處長）等人，代表第一兵團與解放軍取得聯係，開始談判。談判始終是秘密進行的，鄭先生對此一無所知。這段時間，鄭先生愁眉苦臉，一言不發，整日在沙發上擺紙牌，除了上廁所外，未曾外出一步。
從19日起，已聞遠近有槍聲，這時鄭先生愈發消沉，我則愈發感到精神緊張。20日深夜，鄭先生簽發一份給蔣介石的電報，其大意是，職等當克盡軍人天職，以全氣節……據我所知與解放軍談判是楊友梅副參謀長苦心安排的，他未曾也不敢與鄭商議。楊確實是煞費苦心給鄭先生以最後的“體麵”，製造了“最頑強抵抗，彈盡糧絕，最後始放下武器”的假象。
21日淩晨5時許，兵團部所在的銀行大樓，所有窗口齊向空中鳴槍，一時槍聲大作，持續約半小時。天微明，東總政治部聯絡處一位姓劉的代表，在楊副參謀長陪同下到鄭先生的會客室（辦公室外間），劉代表自我介紹後，向鄭先生宣讀了東北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致長春守敵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將軍的致敬電》，表示歡迎鄭先生放下武器，回到人民的行列。鄭先生由劉代表陪同乘鄭的吉普車撤離長春。
再據當時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部直屬特務團迫擊炮連第二排準尉排長彭雲鵬《我在兵團部特務團》的回憶：
20日晚8時，特務團部召開緊急會議，排長以上軍官全部參加。先由司令部副參謀長楊友梅講了一通話，接著龔次言團長具體布置說：“為了保護鄭司令的安全，明天早晨5時，以連為單位，各單位將所有子彈全部打光，隻能向空中射擊，不準對人打；6點鍾，一連將鐵絲網、障礙物打開，這時會有三輛車頭上插了紅旗的吉普車向我駐地開車，不許任何人開槍。”並宣布說：“由朱副營長全麵負責，若鄭司令下樓訊問，就說解放軍打過來了。”散會後，大家議論紛紛，有的問：“子彈對空打光了，還怎麼保護鄭司令的安全？”也有的說：“既然是對空射擊，為何還當麵欺騙鄭司令，這樣有好處嗎？”不過，在此之前，大家還聽說鄭司令向南京拍發電報後，就準備用手槍自盡，後被副參謀長楊友梅拖住了；還有的說鄭司令在吃飯時，用筷子捅喉自殺又未成等。這一夜，大家心緒很亂，誰也沒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