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東漢政府決定重新奪回西域，派班勇為西域長史，率兵500餘人出屯柳中。次年正月，班勇先至鄯善，招降了鄯善，隨後龜茲、姑墨、溫宿皆歸降。於是班勇調集各國步騎兵1萬餘人，進攻車師前王國，擊敗了盤踞在此的匈奴伊蠡王，收降車師前部5000餘人，重新打通了北道的咽喉。
班勇，字宜僚，班超子，是我國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真正能繼承父親誌向和作風的是小兒子班勇。他生在西域，長在西域，直到替父親送告老還鄉的表章才回到故土。
他秉承其父之誌，代表東漢政府，在開發西域、團結西域各族人民反抗北匈奴的侵擾等活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少有父風”的班勇在東漢對西域的“三通三絕”曆史過程中第三次通西域，故被人認為，後漢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實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兒子班勇個人取得的。然而長期以來，班勇的個人成就一直掩蓋在其父班超的光輝之下，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東漢初年，西域的政治形勢十分混亂。早期西漢王朝憑文治武功建立的西域諸國對中央王朝的從屬關係，早在王莽亂政時就已被打破。北匈奴的勢力十分強大，西域諸國皆役屬匈奴，北匈奴屢次侵犯東漢邊境，威脅著東漢王朝的統治。從公元91-107年，班超經營西域完全成功，重新穩定了西域的形勢。但繼任的西域都護任尚，未能遵循班超的“寬小過，總大綱”之誡。不出幾年，北匈奴統治者重新進入西域地區，而東漢政府麵對困難與挑戰，竟“以其險遠，難相應赴”為由，詔罷都護，主動放棄了西域。
時東漢朝內高唱投降之調，缺乏西漢時期那種奮勇進取之精神，在西域事務上遭受一些挫折與失敗後，從上至下朝中大部分官員都主張“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在他們看來，西域“險遠，難相應赴”，“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麵對如此短視之見，班勇挺身而出，積極支持敦煌太守曹宗之議，力主恢複對西域的統治。但這一建議卻遭到朝中諸大臣的反對。《後漢書·班梁列傳》載：“永初元年（107年），西域戰亂，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原來，永元十三年（102年）班超離任返京，戊己校尉任尚接任都護，此人性格暴躁，待人苛刻，上下失和，遭致當地群眾的激烈反對，延平元年疏勒諸國出兵圍攻任尚，平息不久，原騎都尉段禧繼任都護，複遭龜茲、姑墨諸國反對。道路遠隔，救援不便，“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朝廷命班勇隨其長兄屯騎校尉班雄、騎都尉王弘等迎西域都護府官吏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返回中原，時任軍司馬的班勇可能即在班雄軍中任職。
永初元年（107年）撤回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當時河西一帶羌人起事，從西域調回去的官吏士卒，都轉入涼州。元初二年（115年）長安形勢緊張，班超長子屯騎校尉班雄受詔護衛三輔，“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班勇這時應仍在班雄軍中任職，隨調長安。據《資治通鑒》卷五十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載，自永初元年（107年）東漢撤出西域都護府人員後，北匈奴的勢力卷土重來，他們不僅殘酷地掠奪西域各綠洲諸國，還脅迫他們共同出兵擾害河西。於是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率兵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安集諸國。車師前王、鄯善王皆來歸附。北匈奴與車師後部旋即攻沒索班，趕走前王，控製北道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