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信馬列 翻譯巨著
潘文鬱本是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何被黎天才這麼一勸就脫黨了呢？
初到北平就落入敵手，已經讓潘文鬱感到意外。不久他被提審，讓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變後投靠了軍統，出賣了黨組織，並親自參與了對他的審訊。廖化平開門見山地對潘文鬱說：“你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們之間就不要繞彎子了吧！”
潘文鬱來自於上海的中共黨中央，又頗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鬱想與敵人鬥智鬥勇，否認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已經不可能。於是，審訊室裏，他坦然承認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
鑒於潘文鬱的才氣和知名度，國民黨想勸降他為己所用。用共產黨的叛徒來勸降，是他們慣用的手段。叛徒中有個叫黎天才的，當時在張學良的東北軍憲兵司令部擔任機要秘書。黎天才賞識潘文鬱的文采，想讓潘為其撰寫《在帝國主義炮火之下的中國國防問題》一書，於是將潘文鬱保釋出獄。
黎天才原名李渤海，原來也是共產黨人。1919年在山東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夏進入北京大學讀書。1923年由何孟雄、高君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直晉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共青團北京地委委員，並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工作，而後調山東工作。1925年調回北京，仍參加鐵路總工會工作，編輯《工人周刊》、《鐵路年鑒》。同年秋，調至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1927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9月，市委改組，任委員兼秘書處負責人。同年10月，他被張作霖的奉係軍閥逮捕。
與黎天才同案的新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王某很快出賣了他。敵人用酷刑折磨他，還往他嘴裏灌糞湯，黎天才招認了。因黎天才曾寫過一篇關於北京市國民運動的報告，這份報告12000餘字，為李大釗賞識，此報告後被北京當局編入李大釗案的“蘇聯陰謀文證”中。所以張作霖和楊宇霆視黎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訓部任秘書兼宣傳科長，後來兼任北平憲兵司令陳興亞的秘書長。叛變後他更名改姓投靠奉係，替東北軍效力。張學良繼任後並沒有把他當叛徒對待，而是拜這個北京大學的文科高才生為師。黎天才逐漸被重用，直到成為張倚重的心腹謀士。
潘文鬱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有史料介紹，黎天才雖然叛變了中共，幫助敵人勸降被捕的革命同誌，但他在張學良身邊也做了不少對中共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權力，令警察不強行幹預北京民眾的遊行活動，變相幫助中共發動的群眾運動。他久慕“大秘書”潘文鬱的大名，又想利用潘為他做事，於是利用職權保釋潘文鬱。
在黎天才的勸說和特務的威逼下，對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學問的潘文鬱填寫了自首書，然後登報聲明脫黨，這才得以獲釋。
潘文鬱的脫黨聲明見報後，中共中央於8月28日將其開除出黨。脫黨後的潘文鬱思想極為苦悶，痛苦落寞地生活在北京。此後，潘文鬱在特務的監督下完成了《在帝國主義炮火之下的中國國防問題》一書，他在書中宣傳抗日統一戰線，號召人民起來增強國力，搞好國防。並用稿費買了一批書作為贈品，贈送給東北軍中的愛國將士，向他們傳播抗日救國的意義，號召他們起來組織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建立鞏固的國防，抵抗外侮，保衛疆土，這激發了很多人的愛國熱情。
其實潘文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初衷並沒有改變，他內心希望為國家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出獄後，潘文鬱寄居在北平高碑胡同一個親戚家裏。他一直認為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是中國社會科學界非常迫切需要的。情緒消沉的潘文鬱決定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他找到好朋友陳啟修，兩人都精通六國文字，決定一起翻譯《資本論》。為了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更廣泛地傳播，他超負荷地工作著。在與陳啟修合作完成第一卷第一冊後，潘文鬱一個人完成了《資本論》第二、三冊的翻譯（約40萬字）。潘文鬱翻譯的《資本論》中譯本文風樸實流暢，很快與讀者見麵。1932年8月和1933年3月以“潘冬舟”的署名，由東亞書局出版發行。連同譯出的第一卷的第一分冊，這是《資本論》第一卷最早的中文譯本。他還計劃“如果沒有天災人禍兩年內將全書三卷全部譯完”，但後來未能如願。
閑暇之餘，潘文鬱放下手中的《資本論》走進大學的校門，宣講馬克思主義和愛國思想，還在鮮明地抵製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馮庸大學任教。潘文鬱此舉引起了一個特別組織的注意，這個組織就是中共北平特科。
加盟特科 成為特工
盯上潘文鬱的北京特科是個怎樣的組織？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1930年代一個嚴格遵守周恩來的指示：“不與黨的地方組織發生聯係，單獨進行情報、兵運、保衛、鋤奸等活動”的黨的隱秘機構。顧順章的叛變，雖然在中共“龍潭三傑”的暗中努力下，上海黨中央未被一網打盡，卻也損失慘重。陳賡是中央特科的情報科長，又和顧順章一起在蘇聯“契卡”受過訓，為防不測，周恩來命他立即設法轉移天津，到北方去開展革命鬥爭。此前不久，中共順（天）直（隸）省委遭到嚴重破壞，京津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安子文、周仲英、陳原道、劉亞雄等同誌被捕，關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來得知後，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楊獻珍趕往天津設法營救。見麵後，陳賡告訴胡鄂公，自己此次來天津的任務是在北方建立一個與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質的地下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