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背景板·擇偶
組織安排
“沒有組織上給你操心，你能找上媳婦？看你這個樣嗎，找個媳婦也不難。不過要找個好媳婦，可就難了。”《激情燃燒的歲月》中，石光榮被部隊首長的這句話說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過，騎馬進城，他就看上了扭動著小腰把大紅的綢子舞得上下翻飛，“漂亮得紮眼兒”的褚琴。石光榮拿出了打仗時候攻占山頭的決心要把這姑娘“拿下”。不過，個性剛烈、且早已心有所屬的褚琴並不吃這一套。石光榮這才知道部隊首長說的另一句話“別怕難，組織上幫助你”的分量所在。在組織的安排之下，褚琴無奈地嫁給了石光榮，原因就是石是“一個有著二十年軍齡的人，也是一個有著二十年黨齡的人，為革命流血犧牲了二十年”。
這對“愛情至上”、“為愛結合”的現代人來說，簡直不可想象。然而，這種“非典型”的愛情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僅是一種通行的方式，更是一種時髦。“組織”不但領導了你的思想，左右著你的革命曆程，連婚姻也順便給你“包辦”了。於是，很多風華正茂的年輕姑娘由組織決定，安排給曆經滄桑的革命英雄，相互結合成為夫妻。男方“感激組織上這麼關懷我，派你來照顧我的生活”。女方“感激組織上對我的信賴，我必定好好照應首長，為革命事業奉獻終身”。
在“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的時候，談戀愛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愛情一度成為“禁區”，被極度壓抑與隱藏。即使心靈有動蕩與迷茫，愛情在心中萌發一些細小的苗頭，也很快便被理想、組織與家國的分量壓製下去。於是，男女青年服從組織分配，走到一起。
“組織”在婚戀上的地位從未放鬆，即便過了特殊的革命年代，“組織”在青年們的個人問題上依然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利，即使它後來已經退化成為一個符號。戀愛前的“彙報”，請求組織上審查另一半的思想出身，結婚打申請，單位證明與領導的簽字——這些統統都是結婚的必經程序。一直到2003年，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草案）》出台，婚戀與“組織”才終於沒有了任何瓜葛。
我當時寫了一個報告，內容是：“我們兩人經過在‘革大’的共同學習，互相了解，請求組織上批準我們結婚。”然後組織上蓋了章，拿著這個證明到民政局去領結婚證。
廉清賢（生於1920年代，勞動模範）
嫁軍官
“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呢？我們的部隊、我們的戰士，我感覺他們是最可愛的人。”有時候，一句話足以改變一個時代。魏巍的一篇通訊，讓以往這些“當兵的”一下子變成了“最可愛的人”，受人尊崇，為人敬仰。慘烈的抗美援朝戰爭，成就了無數的英雄事跡，也使得軍人的形象，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變得前所未有的高大。
嫁給軍人，忽然之間成為一種無尚的光榮，也曾經是無數年輕姑娘們的夢想。即便是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身體不再健全，他們身上的光輝與榮譽也足以讓窈窕淑女們心潮澎湃。
不過，姑娘們將之列為擇偶的首要選擇，除了對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追求，看重的也還是建國初期軍人超高的社會地位。軍官的職位越高越搶手，年齡、相貌等等成為細枝末節。誰家的姑娘如果嫁了一個高級軍官，那都會成為左鄰右舍豔羨的對象。
“軍官熱”一直持續到文革剛剛開始的六十年代，毛主席號召的“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解放軍學習全國人民”風靡全國。年輕的姑娘們也都以穿軍裝為美，人人“不愛紅妝愛武裝”。雄赳赳、氣昂昂，解放軍就是全國人民的榜樣，當然也仍舊是姑娘們的夢中情人。
不過，由於軍官過於“搶手”，並不是人人都能如願所償。於是，退而求其次，出身好的工人為深為姑娘們青睞。當時正值建設事業蓬勃展開，一切都是欣欣向榮，工人是時代的主人翁，受人尊敬，而且收入穩定，如果是懂技術的“幾級工”那就更靠譜了。出身好、懂技術、有上進心，占了這三點的年輕小夥，找對象絕對不會是難事。
當時有句話，叫做“一軍官，二政幹，三工人，四教員，不行再嫁莊稼漢。”
有一天，父親騎著馬，帶著兩個警衛員，路過一個學校，恰好看到一個女教師人長得漂亮，聲音又很脆。父親很驚豔，然後就上門提親了。我母親於是就這樣找了一個軍人。
王麗萍（生於1960年代，作家）
“四二零”廠是軍工廠，名氣比較大，廠裏的小青年找對象、談朋友很搶手。
錢逸華（生於1930年代，飛行員）
看成份
階級成份，隻怕是中國人特有的概念，也是中國人最刻苦銘心的記憶之一。解放前後，一直到70年代末，大凡填表、報名等一切政審事宜，都要填寫階級成份，即：貧農、富農、地主、右派等。成份不同，社會待遇、政治待遇就不一樣。貧農，就是“土改根子”，就是“根正苗紅”。“敵富反右”就是“壞分子”，就是階級鬥爭和打擊的對象。
上學要看成份，找工作要看成份，至於處對象，那就更要看成份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唯成份論”在中國大地上普遍紮根，年輕姑娘們已經充分領略到“階級成分”對生活的深刻影響，擇偶看“成份”走向高潮。對方是什麼“家庭出身”，是什麼“政治麵貌”，這都是最首要的問題。“一窮二白”不要緊，因為當時除了高級幹部收入略高，同一年齡層的男性在經濟收入上幾乎相差無幾。沒文化也不要緊，反正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早已經被打倒了。
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階級這幾類就不用說了，連帶以往不受人待見的農民也走俏起來，因為是“紅五類”的一員，也就是所謂的“越窮越光榮”。
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若是不幸成份不好，是“地主”、“右派”，那就不但眼下抬不起頭，日後還可以能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因此，當時有不知多少青年男女，因為“成份”這個緊箍咒，上演了很多悲歡離合的情感故事。“資本家”的女兒為了得到政治上的庇護，便一心找個“工人”或是“貧農”，隻要對方不嫌棄她的出身，那還有什麼說的，兩個字：結婚！婚後的生活習慣、家庭背景差異所造成的種種衝突也就顧不上了。當時有一句順口溜，形象的說明了因階級成份而導致的婚姻錯覺：“結婚不談愛和情，階級成份要分清。”
組織要進行政治審查，看對方合不合適，比如要看對方是不是“敵富反右”子女，還有就是看有沒有海外關係——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一點很不理解——那時候的確是這樣。
袁庭棟（生於1940年代，民俗專家）
有學曆
戴金絲邊眼鏡，品香茗，聽古典音樂，說話引經據典……這樣的年輕小夥如果走在七十年代末的城市街頭，定然會引來極高的回頭率。這種屬於那個時代的帥氣曾經是姑娘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在新中國的曆史上，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注定風雲激蕩：“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傷痕文學、朦朧詩的崛起、陳景潤與哥德巴赫猜想、科學的春天……被裹挾在這樣的大變革之中，人們突然發現，知識分子被重新推在了時代的最前列，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同時其社會地位終於再次獲得新生。
而象征知識儲備含金量的學曆文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突然成了戀愛結婚的籌碼。學曆越高，意味著工作越好，前途越光明，社會地位越高。同時，文藝的複興也重新激起了人們對文憑的渴望，文憑越高也意味著生活格調越高、越浪漫。
於是，對方學曆的高低幾乎成了擇偶的第一要素。那個年代假文憑小廣告還沒到處張貼，大學也還沒有呈幾倍十幾倍的規模擴招，大學生真是名副其實的鳳毛麟角，自然也就成了熱門香餑餑。誰家的男孩子是大學畢業的，那談起戀愛絕對比別人要多三分優勢。
如果不是大學生也不要緊，隻要愛好文學，喜歡寫詩，再帶一點憂鬱的古典氣質，要俘獲心儀姑娘的芳心也不費吹灰之力。那時候，瓊瑤小說已經開始登陸內地，被禁錮多年的戀愛靈魂剛剛解禁。寫一手浪漫情詩，懂得花前月下，你儂我儂，這對女孩絕對有殺傷力。剛開始流行的征婚廣告中，“愛好文學”上榜率最高。
實在沒有這方麵的天賦，那便隻好學外語了。高考恢複以後，英語開始取代俄語在中國大陸的一線地位，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青睞。諸如《英語900句》之類是最暢銷的書，約會的時候“恰巧”帶上一本，姑娘的眼神馬上就會一亮。
我是高中畢業。去相親，人家就不想談。我妻子因為我當時被評為上海市“新長征突擊手”，她覺得我是要求上進的青年，而且在商店裏還是櫃長，然後才跟我談了。
施政華（生於1960年代，上海第一百貨公司員工）
我父母是通過一個親戚的同事介紹認識的。說好見麵的時間之後，父親就弄了一摞書放到桌子上。母親一看父親的桌子上有書，就覺得他好有文化。
張建琪（生於1980年代，作家）
幸福背景板·成家
打家具
結婚要“36條腿”，當然不是指有18口人，更不是說必須擁有一個家庭動物園，而是當時新房裏時興的家具，包括一架木床四條腿，一個五鬥櫥四條腿、兩個床櫃八條腿，一張飯桌四條腿，四張方凳（椅子）十六條腿，這幾件加起來共有“36條腿”。
這是那個年代結婚所必備的物品。“腿”越多，代表著家庭條件越好，生活水平越高。最高級別當屬“72條腿”。有一段順口溜形象的對“72條腿”進行了描述：“雙人床、大衣櫃、茶幾、沙發要匹配；五鬥櫥、寫字台要華貴；高低櫃、床頭櫃越多越富貴。”實際上，受居住條件和社會條件限製，在當時很少有人能達到這種水平。應該說它隻是很多青年男女對未來生活的一種向往，或者說是一種奢望。
到談婚論嫁時，買木料、打家具是當年婚齡青年及家長所要談論的重要話題。那時候，一個縣城甚至連一家家具店都找不到，根本就沒處去買家具。所有的“腿”都是請木工師傅打出來的。因為，當時相互間除了比誰家準備的“腿”多外，還要比誰家家具用的木料好。水曲柳當然是上等的，鬆木的就一般了。此外還要比誰家的家具做得手工好。請木匠打家具，是要把家裏每月為數不多的細糧和肉蛋拿出來伺候師傅的，小兩口還要在婚後一周內，拿上“四盒禮”登門致謝。
當時最流行的家具當屬“捷克式”。“捷克式”其實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是上海人將西式的家具樣式洋為中用，創造的一種樣式。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節省空間而且結實耐用。也有很多手巧的男青年不請師傅，自己動手，跑到大商場裏描式樣，跑回來自己研究打造。打出大衣櫃、雙人床等家具，又是雕刻、又是烙花，真就打造出不少令人驚歎的精品，並因此得到女孩子們的青睞和未來嶽父嶽母的歡心。
我們在兵團不光是自己打家具，連木頭都是我們進林子自己挑、自己伐，拉回來，放水裏泡。然後在火鉗上烤著，完了自己做。自己設計，自己製造，自己刷漆，自己用。這是光榮。
周孝正（生於1940年代，學者）
我從寧波鄉下去弄來一些木板，請了一個說是會做木匠的朋友。我們仿造“捷克式”，我自己畫好設計圖，他打。
邵隆圖（生於1950年代，創意設計師）
推刨子、鋸、鑿這些我都會，我自己畫圖自己打。八十年代的時候，北京大街小巷胡同裏都飄著各種刨花。
馬未都（生於1950年代，收藏家，觀複博物館創辦人）
“四大件”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提到結婚時候的聘禮和嫁妝，人們都會說“四大件”。“四大件”的說法，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在七八十年代風靡全國。它是當時各個家庭爭相希望擁有的四件“奢侈品”，包括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和手表。在有些地方，人們會形象的稱之為“蹬蹬、轉轉、聽聽、看看”，也叫做“三轉一響”。
“四大件”是財富、是家底殷實、日子瀟灑的象征，也是當時許多女孩訂婚、結婚時向男方提出的彩禮清單。一塊手表曾經就是她的嫁妝，而一輛嶄新的“飛鴿”或“永久”也許能使他當上新郎。它們也是人們爭相炫耀的資本。人們對這四件物品的追求，從一開始就帶有“品牌”意識：自行車一定要上海“永久”牌；收音機要“紅燈”牌，縫紉機則要“蜜蜂”或者“蝴蝶”牌的。
新人們定下婚期，親戚朋友總是都會問著“四大件”配齊了多少。於1955年開始實施的票證製度之下，物資極度匱乏，糧食、布匹都要票證，至於像這些“奢侈品”，那是更不用說了。當時要搞到一張自行車票，甚至要花上百元。和一輛自行車的價格差不多了。而這四樣東西本身就十分昂貴。七八十年代，一輛“鳳凰”或“永久”牌自行車的價格要一兩百塊錢，在黑市（不要票）上賣三百多塊。上海紅燈牌的收音機，當時是四五十塊錢一台。要湊齊正宗的“四大件”，基本上需要五百多元。這對當時一個月三四十塊錢的工薪階層來說，的確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因而，在結婚的時候擁有“四大件”，是很多新人的一個夢想。更多的人選擇了在婚後努力攢錢，憑借自己的努力來購買這“四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