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可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唐·白居易
在中國封建社會，婦女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她們在蒙受政權、神權、族權的壓迫下，還要蒙受夫權的壓迫。在某種意義上，夫權的壓迫最深重。聖人的典訓，已經給婦人定了性，孔子是這樣說的：“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陽貨》）據說孔夫子在不惑之耳，即四十歲上，把妻子休了。這一說無從考證，但這位聖人對婦女有偏見，則大概可以成定論。
在封建倫理道德中，對婦女的要求甚為苛刻。三從四德就是緊箍咒。《儀禮·喪服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就是三從，即婦女從生到死，一生都要依從男性，她們沒有個人的意誌和自由，她們隻是男性泄欲和生兒育女的工具。所謂四德，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周禮·天官·九嬪》注雲：“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說明白點，就是婦人對男性，第一要忠貞，第二說話謙恭，第三儀態裝束要端莊溫柔，第四做好針線茶飯的服務。一句話，婦人的視聽言動都要圍繞著男性。四德之中，婦德一條最為嚴酷，特別是宋明理學大興以後，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更把婦女打入十八層地獄。反之，男性則可為所欲為，三妻四妾，名正言順，為的是人丁興旺，多育子女。至於統治階級，更是荒淫無比。子蒸父妾，侄妻姑氏，兄納姊妹，父霸兒媳，史不絕書。男性對女性嚴厲如此，而對自己放縱如彼，這就是紅顏薄命的社會總根源。
少女少婦，謂之紅顏。“紅顏多薄命”，有廣狹兩個概念。泛言之，婦女命皆苦；析言之，越是漂亮的婦女命越苦。因為婦女隻是男性的附屬物，是私有財產，。色藝雙全的少女少婦，如同價值連城的珍珠寶貝，成為男性注目的中心，成為掠奪的對象，所以命運多變故。在封建意識桎梏下的婦女，尤其是“紅顏”，也把自身視為一種稀世之寶，待價而沽，名伎的縱欲放誕，不就是一種自我拍賣嗎？由此可見，婦女在封建社會所受的深重壓迫。我們研究婦女史，研究封建社會下紅顏多薄命這一社會現象，從意識形態上消除紅顏多薄命的心態，可以說是婦女解放運動的課題之一。在這個意義上，選擇紅顏多薄命的典型——名伎，剖析其生活及心態，是十分有意義的。
提起“妓女”，人們大都深惡痛絕，在今天更是明正典刑的打擊對象，有什麼好寫的，還能為她們樹碑立傳麼！“妓女”不僅傷風敗俗，而且傳播性病，汙染社會。盡管妓女的產生和存在，有其罪惡的社會根源；但反過來，妓女存在的本身，卻又是加劇社會罪惡的一個因素。因此，從根本上講，妓女不可書，不可傳。但是妓女又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社會存在，妓女業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構成了社會生活史的一個側麵。而且，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由於官妓私娼的合法存在，由於那個時代嫖娼宿妓之風的盛行，妓女對文學、藝術、音樂、舞蹈以及政治、軍事、經濟各個方麵都有一定的影響，從而在許多領域打上妓女的烙印。例如，在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詩詞曲大家，如白居易、元稹、蘇軾、柳永、關漢卿等人，就從妓女身上獲取了藝術營養。而落拓詞人柳永連死後也是妓女湊錢埋葬的。本書所收十大名伎，有的是文學家，如蘇小小、薛濤、柳如是；有的是藝術家，如李師師、李香君、董小宛；有的與國家興亡的重大政治發生聯係，如王翠翹、陳圓圓、賽金花、小鳳仙等。因此，可以說不研究妓女的曆史，就不能完整地認識社會生活，尤其是不能完整地認識中國婦女的曆史。且妓女是伴隨私有製中罪惡麵的沃土盛開的一束罌粟花，私有製不滅，妓女不絕。不讓它開在地上，它就要伏在地下。妓女問題，是不能回避的。所以從曆史的角度，而不是從單純的文化角度來評述妓女，認識產生妓女的社會根源，也是很有意義的。
如果說“紅顏多薄命”，那麼，淪為妓女的紅顏，就是薄命中的薄命者，她們的悲苦不可勝言。就本書中所寫的十大名伎看，當她們走紅時，也是千人呼，萬人擁，富比封君，勢奪王侯，可稱得上是“紅顏素封”。達官貴人與之相結，文人名士爭相趨承。但她們卑微的社會地位，被人們視為“禍水”的社會心態，已把她們打入了萬劫不複的地獄。她們要追求正常人的生活多半不可能。尤其是渴求得到真正的愛情，恰如俗話所說，勢如登天摘星星，下海撈月亮，不過是一場春夢而已。蘇小小被欺騙，抑鬱而死；薛濤多才多藝，卻終身孤獨；李師師欲委身周邦彥，周氏避之猶恐不及。妓女從良，她們要付出何等艱難的代價啊！從董小宛和柳如是的百折不撓的追求中，可以看出她們的辛酸。董小宛和柳如是幸遇冒襄和錢謙益這兩位開通的名士，反了封建禮教的潮流，使他們成為風塵女子中的幸運者。但這所謂“幸運”，也隻不過是做人妾，而最後的結局也是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