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金花於是用銀洋疏通了縣衙，打發了解差，重新獲得了自由。1905年她再度來到上海灘，在昔日煙花姊妹蘇州籍的金小寶幫助下，又在上海小花路掛牌開業了。門上高懸“京都賽寓”的大紅匾額。為了招徠遠客，撈得外彙，她還別出新裁地在旁注上英文。雖然這次來滬已今非昔比，當初她年正芬芳，她住的是“五樓一底”的洋樓，開的是十足的上等樂園，故題記“書寓”；而今已年屆不惑，縱然“澤發雪膚，略施膏沐，猶似三十許也”，但厚粉之下，難掩皺紋，因而按花界規矩，隻能稱“寓”了，降為二等妓院（“長三”）了。不過，這“寓”前的“京都賽”三字卻分外惹眼；至於她對“外交掌故，肆應如流”的本錢，更填補了她年齡稍大一些的不足。而且那旁注的一段洋文，又激起了洋老爺們希望一睹他們當年聯軍元帥的異國情侶的熱情。因此，賽金花一開張，竟是個開門大喜，賓客盈門。
稍後，又因為美帝國主義訂立排斥華工案，迫害我旅美華僑，國內掀起了以沿海城市為主體的全國性抵製美貨運動，民族自覺意識高漲，許多愛國的小說家、雜文家，大量出版反美作品，從前那位洪老爺“門生的門生”曾樸也把“小太師母”賽金花的韻事搬進小說，寫成“文采蜚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諷世文學《孽海花》問世。由於小說以盡人皆知的風雲人物賽金花為主線，又淋漓盡致地寫了那些人們口頭上諱莫如深而暗地裏卻手舞足蹈的情節，並且還配合了反美反帝的浪潮，因而也是一出行銷，洛陽紙貴。雖然現實中活生生的賽金花不滿意小說中對她的太多暴露和時有的歪曲，但是卻幫助她獲得了更高的知名度，激起了人們對她更高的熱情。因而她在上海再度走紅，這四五年間的生意，竟然有超過當年之勢！
花木逢春猶再發，人無兩度再少年。這時的賽已年近五十，再是“金花”“銀花”，沒有不凋謝的鮮花。這以色事人的行當就是那樣，花豔花紅任蝶舞，花黃花謝不值錢！盡管是“京都賽寓”，任你旁注洋文，也難免“門前冷落鞍馬稀”的結局。賽金花的時代已經過去，形勢逼著她冷靜下來，“總願遇著一個真心男子，過過家庭生活”（《外傳》）。1910年，果然遇著了，其人便是曹瑞忠。曹是滬寧鐵路上的一個總稽察，權力涉及四十餘個大小車站，他是一個實心的人，雖然不如青樓中其他豪富少年那樣會調笑取鬧，一揮千金，卻具有一片真誠的熱忱和實實在在的情感，對賽金花體貼入微，這樣一來，竟使賽金花大受感動，將他推為“閱曆中的一個特殊的男子”，當年便同居，撤牌住家（《外傳》）。可惜這種她渴望既久的“做人家”（吳人謂勤儉度日的家庭生活為“做人家”）的生活又是曇花一現就消失了，1912年曹就去世了，賽金花隻得又拉開帷幕，繼續演完她為妓生涯的最後一幕。這時，滿清政府已在武昌起義的一聲炮聲中宣告滅亡，1912年中華民國亦已成立。但是大權落在了竊國大盜袁世凱手中，他演了一場帝製複辟的醜劇。革命並未完全成功。大批革命黨人群集上海，娼樓妓院成了理想的避難所和策源地。賽金花以當年曾經同情過革命黨的同誌沈藎的資格，又結識了一批革命黨人，其中的魏斯炅（耿）便是賽心目中最“真心”的一個。魏氏係江西金溪人士，曾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出任過李烈鈞江西軍政府的民政廳長、參議院議員。後來“二次革命”被袁世凱撲滅，魏潛逃至上海。1913年賽與魏相識，1916年魏攜賽金花一同回到北京櫻桃斜街的寓所。這時恢複帝製的袁世凱已在舉國共誅的聲討中死去，全國上下額手稱慶。“匈奴”已滅，魏先生可以“為家”了。1918年他們來到上海，在魏氏上海的寓所中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魏氏身著大禮服，賽氏身披拖地長紗巾，高高興興地照了結婚照，這結婚照後來也就成了賽金花永遠保存留念的珍品。五十五歲的賽金花終於找到了個合法的歸宿。不過需要交待的是．魏先生與賽金花雖然是合法婚姻，但家中也另有明媒正娶的一妻一妾。
婚後重返北京居住。一段時間內，魏斯炅待賽金花十分體貼，對賽的母親潘氏也竭盡孝心，讓折騰半生的賽金花及其辛苦一世的賽母充分享受了平等自由的家庭生活。不幸1921年賽母去世，更不幸的是六個月後魏斯炅也離她而去。賽金花重失愛夫，再做孀婦。麵對這接二連三的打擊，她變得木人一般，欲哭無所，欲訴無言了。這時，魏斯炅的妻妾以及親戚對賽金花十分鄙夷，百般淩辱。在人們心目中，女人是禍水，而這女人中最下賤的娼妓自然就更是禍水了。當魏斯炅亡靈在北京江西會館祭奠時，人們又在挽聯中詛咒她，使本來心已破碎的賽氏又添萬分屈辱。後來在與魏氏家屬分割遺產時，賽氏又徹底敗北。絕望之下，賽金花隻好將家遷至天橋附近居仁裏的一所平房中，隱居起來，直到1933年才再度為人所知。
九、蜇居天橋窮愁裏，長齋繡佛度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