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加強了中央集權。一向歸地方支配的耗羨收入轉歸中央集中控製和管理，以中央的名義統一撥付，或作為地方官員的養廉銀，或用於地方的辦公開支，或用於彌補地方虧空，或用於賠補國庫虧空，使地方政府征收耗羨的收支活動處於中央財政直接、全麵的監控之下，有助於防止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坐收坐支，從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強化了中央財政的集中統一。
實行耗羨歸公還減輕了人民的負擔。耗羨歸公後，各省耗羨率一般在10%～15%之間，所收耗羨量比以往州縣私征時減少了許多，人民的負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輕。所以說耗羨歸公既養了官，又安了民。
總的來說，耗羨歸公是雍正年間推行的一項賦稅製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吏治澄清，國力充盈，從而為後來的改革措施出台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設養廉銀，杜貪賄行
在實行耗羨歸公以後，大部分的耗羨銀用在了補償地方錢糧虧空的方麵。後來，在虧空基本上被補足後，部分耗羨銀就被轉到了地方官員的養廉銀上。
所謂"養廉銀"，是指給官員生活、辦公的補助費，以此幫助他們解決生活、辦公中的實際問題，體現皇恩，從而在使他們的基本願望得到滿足的條件下不貪汙，保持廉潔奉公。
"養廉銀"製度是基於清朝官吏俸祿比較微薄這一事實而實行的。清朝在京官員每年的俸銀，一品官為180兩，二品官為150兩，三品官為130兩，四品官為105兩，五品官為80兩，六品官為60兩，七品官為45兩，八品官為40兩，正九品官為33兩l錢，從九品官為31兩5錢。另外，還按每兩俸銀給祿米一斛。在外文官俸銀同於在京文官，但沒有祿米；武官俸銀隻及在京武官的一半，即使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一年的俸祿也隻不過180兩銀子。每年發這一點俸銀，不足以維持官員正常的生活，因此才造成了地方官吏私征耗羨的現象，並由此引發了徇私舞弊、吏治敗壞的局麵。
當時，官員們貪汙的手法多種多樣，舉不勝舉。在訴訟中收取一定的賄賂是官吏主要的財源之一，民間所講的"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說的就是這樣的意思，這在名義上是屬於非法的。耗羨私征也是地方官吏的另一額外財源，是一項半合法的收入。康熙帝曾對河南巡撫鹿韋占說過："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如州縣官每兩稅銀隻取一分耗羨，此外不取，便稱好官。若一概糾摘，則屬吏不勝參矣!"
耗羨歸公後，等於切斷了地方官員的一條財路，而如果皇帝又沒有增加俸祿，要想讓他們正常生活，又要廉潔奉公，地方官員肯定會另謀他策。針對官吏們的實際情況，雍正帝指出："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於拮據窘乏，殊失封疆之體，非朕意也。"這就是說，雍正帝並不要官吏們空著肚子辦事，而是要他們有合乎自己身份地位的經濟收入。即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資金作為對官員們的高額補助，但官員們必須為官廉潔、杜絕貪汙。於是，雍正帝決定把收取的耗羨一部分拿出來用來提高官員的生活，定期給他們發放一定量的養廉銀，以求從根子上解決官吏腐敗的問題。 不難體會，作為一朝新君，雍正常為當朝臣子們想得的確周到。在皇帝下麵當差，若日子過得很清貧，不但失了臣子體麵，就是皇上臉上也掛不住。這正是雍正帝的洞悉人情之處和為政風格，他凡事不搞理想化、口號化，而是從現實情況設身處地地打算，連臣子們的日常生活需求也極度重視，這也正是雍正帝善於駕馭臣下的韜略。
隨著各地錢糧虧空逐漸得以彌補清楚，征收上來的耗羨主要是留作地方公用和留給官員作養廉之費，養廉銀的發放數目主要依據官職的高低來確定，各省之間，由於政務繁簡及賦稅多少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別。另外，在這一過程中，雍正帝也逐步將養廉銀的發放規範化、製度化了。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各省官員的養廉銀數大致有了定額，同他們的俸祿相比，高出十幾倍至一百多倍，可以說是相當優厚的。例如，原總督的薪俸僅為180兩左右，其養廉銀則高達15000~30000兩不等。陝西、甘肅、雲南、貴州等省總督的養廉銀達到20000兩，比180兩的年俸高出100倍以上；江南總督的養廉銀更是達到了30000兩；最少的如福建、浙江、四川總督的養廉銀也有13000兩，其中大多數總督養廉銀在15000~18000兩之間。從二品的巡撫，養廉銀也高達10000~15000兩。正四品的知府，多者達到6000兩，少的也有1000兩。七品的知縣，多的有2000~3000兩，少的也有500~600兩。與微薄的俸銀相比，養廉銀大大增加了官吏們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