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努爾哈赤在曆史政治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壯活劇的物質基礎。
女真奴隸製已有悠久的曆史。明初的建州女真，奴隸占有製經濟形態占居支配地位；然而，它既出現了封建製因素，也保留著氏族製殘餘。在女真奴隸製形態下，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擄掠：“劫掠人口、牛馬、財產，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這是由於，“野人之俗，不相為奴，必擄漢人，互相買賣使喚”。所以奴隸也叫作“使喚人口”。據明朝遼東六件《信牌檔》的不完全統計，僅永樂二十一年（1423），被擄人口竟達一千零八十九人。但女真內部也有少量債務奴隸或罪犯奴隸。另外，奴隸即阿哈被允許結婚後所生的子女，也是奴隸。
女真奴隸主常常剽掠漢人和朝鮮人賣作阿哈。據朝鮮史書記載，許多遼東漢人“被童猛哥帖木兒擄掠到阿木河為奴使喚”。奴隸既用於家內使喚，又用於農耕、漁獵、畜牧、采集等生產方麵，也用之於經商，做“貿易使喚人”。在猛哥帖木兒的斡木河期間，由於建州女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明朝和朝鮮封建經濟的影響，在其奴隸占有製經濟形態中，已經出現了封建因素。斡木河地區社會生產組織是封建製的。猛哥帖木兒在這裏擁有大最的耕牛和農器，從事耕農。朝鮮史書記載，建州女真人，耕田交租，或“服役納賦，無異於編戶”。這就為後來努爾哈赤進行社會改革播下了種子。
建州女真輾轉遷徙至蘇克素滸河、渾河流域之後，這裏的土壤和氣候此較適宜農業生產，與撫順毗連，漢族高度發達的封建經濟的影響，漢人的大批流入，以及通過“朝貢”和“馬市”換回大量鐵製農器與耕牛，使女真社會生產力快迅提高。耕牛和農器為建州女真“所恃以為生”。早在 1459 年（天順三年），建州衛頭目從北京返回舊居時，“沿途買牛，帶回耕種”。至萬曆初年，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買回的耕牛、農器數量是十分大的。如萬曆十二年（1584）三月的十七次交易，女真人買進鐵鏵四千三百八十八件，其中一次為一千一百一十三件；同月二十九次買牛交易，買進耕牛四百三十頭，其中一次為九十七頭；同月的二十七
次交易，參加的女真人共有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人，平均每次五百一十人，最多的一次達一千一百八十人。
同時，建州等衛女真人到北京“朝貢”，人數很多，“借貢興販，顯以規利”。
據《明神宗實錄》記載，“祖宗朝建州、海西諸夷世受撫馭，故進貢許一年一次，每次貢夷數千名，天順、成化間為其供費浩繁，量議裁減，嗣後仍複加至一千五百名”。即至萬曆中期，“海西每貢千人，建州每貢五百人”。他們車輛輻輳，彙聚京師，熙來攘往，開市貿易。在返回之時，將所買貨物裝車，貨位高達三丈餘，僅瓷器一項，有時“多至數十車”。尤其是建州滅哈達之後，原哈達的三百六十三道敕書，“奴酋奪而有之”，擴大了對明朝的直接貿易權。因為“朝貢”和“馬市”貿易的不斷擴大，漢族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進入女真地區，促進了女真奴隸製經濟的發展。
建州女真的經濟，以農業為主，也有漁獵、采集、畜牧、礦冶、手工業和商業等部門。努爾哈赤在費阿拉“稱王”後，建州女真的農業經濟，由於普遍使用耕牛和鐵製農具，以及耕作技術的不斷提高，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如申忠一到費阿拉。見婆豬江、蘇克素滸河一帶地方，“無野不耕，至於山上，亦多開墾”；糧食產量較高，“田地品膏，則粟一鬥落種，可獲八九石，瘠則僅收一石”。後來李民突也有同樣記載：“土地肥饒，禾穀甚茂，旱田諸種，無不有之。”而且大量種植山稻，如兵士出征打仗，常攜帶蜂蜜炒米。努爾哈赤強調說建州不同於以吃肉衣皮為生的蒙古，而是以“種田吃糧為生”。因此他重視女真農業生產的發展。
如出征不違農時；不允許將牛馬拴在果樹上，以防啃摩樹皮；牛群毀壞莊稼，牧人要鞭二十；牲畜踏壞農田，每匹罰銀一兩。他在春耕季節，帶領諸貝勒大臣等出城巡視農耕。他還責令額真要重視種植糧棉，如額真所屬諸申等秋後衣食不足可告狀，隨後將其從收成較差的額真那裏，撥出交給收成較好的額真，以表示獎懲。
農業之外還有漁獵經濟。女真人漁獵經濟源遠流長，如遼金元時海東青的捕獵，明初的貂皮貿易都可說明。然而，努爾哈赤興起之後，貂皮、明珠等貿易，使其民殷部富。
為著捕獲貂鼠和撈采珍珠，到了采捕季節，女真人成群結隊，或深入鬆林，貂巢其上，張弓焚巢，貂墜於網；或擁入河汊，獵架漁梁，幕棚馬跡，珠采於袋。
畜牧業也是一個重要的生產行業。家畜的馴養比較繁盛。比如申忠一目睹建州女真，“家家皆畜雞、豬、鵝、鴨、羔、羊、犬、貓之屬”。自給自足的個體經濟占有很主要地位。牛馬的牧放非常興旺。《建州聞見錄》載：“六畜惟馬最盛，將胡之家，千百為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數匹”。女真的雄馬不騸，馬匹也不喂菽粟，夜間圈圍在不蔽寒暑的柵欄裏，白天牧放在水草豐足的原野上。因馬匹牧放的膘情直接影響其軍事力量，因此努爾哈赤常常親自檢查馬匹肥贏，肥壯的受犒賞，羸弱的受鞭責。
采集經濟依然占很大的比重。采集主要包括挖人參、釀蜂蜜、撿鬆子、摘蘑菇、收木耳、拾榛子等。建州女真地區盛產蜂蜜。蜂蜜是努爾哈赤歲貢和市易的重要物品，“酋歲貢蜜，兼開蜜市”。為建州蜂蜜事，有人敷衍出一個貽笑眾人的故事。
人參在女真采集經濟中占據首位。人參喜歡生長在露水浸潤的叢林裏，在美麗的小花凋謝後，結著圓圓的蒴果。每到采參季節，傾落出動，百十為群，深人密林，挖掘人參。女真人在挖參前，虔誠地默默禱告；挖參時，順著參莖掘其根部，小心翼翼地唯恐誤傷根須；挖完後，將人參放在河溪中洗滌泥土，用樺樹皮包裝，再返回到原地禱告。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種植物像人參那樣神聖，引出那麼多的神話和傳說。這是由於就某種意義說，人參是建州女真經濟的生命線。為此，明廷官員試圖以減買人參，遏製努爾哈赤就範。明廷一度中止互市，建州女真兩年間腐爛人參達十餘萬斤。努爾哈赤為打破明人對人參貿易的控製，對人參生產技術進行革新，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即改浸潤法為煮曬法：曩時賣參與大明國，以水浸潤，大明人嫌濕推延，國人恐水參難以耐久，急售之，價又甚廉。大祖欲煮熟曬幹，諸王臣不從。太祖不徇眾言，逆煮曬，徐徐發賣，果得價倍常。
努爾哈赤的上述改革，不僅是對中藥學的寶貴貢獻，而且使女真人獲得實際的物質利益，更提高了他在女真人中的聲望。
手工業也得到發展。建州女真早在明初就有冶匠，但是“箭鏃貿大明鐵自造”。
後又能淬火，“設風爐造箭鏃，皆淬之”。到萬曆二十七年（1599），女真經濟中發生一件大事：三月，始冶鐵，開金、銀礦。開始較大規模地采礦、冶煉。這更促進建州手工業的發展。當時主要有官營軍事手工業和家庭民用手工業兩種。手
工業內部有分工：“銀、鐵、革、木，皆有其工”。工匠有女真人，然而後來更多的工匠是漢人，也有朝鮮人。這些擅長手工匠加速了建州手工業的發展。“一自鐵人人去之後，鐵物興產”。他們製造的鎖子甲等，堅硬精巧。明官員徐光啟言：
後金“兵所帶盔甲、麵具、臂手，悉皆精鐵，馬亦如之”。《滿洲實錄》稱征葉赫“盔甲鮮明，如三冬冰雪”。這些都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後金手工業的快速發展。
特別是在進入遼沈地區之後，後金社會已能淘金、煉銀，掌握焊接技術，煉製黃色火藥成功，並接管明朝遼東的鐵礦、冶煉設備和大批工匠，於是手工業有了更大的發展。
在手工業中，車船、紡織、製瓷、煮鹽等均有所發展。女真人的陸路運輸用獨輪車，“家家皆用小車”；水陸交通用船，製造的“小船可乘八九人，極輕捷”。
船的數量比較長大。女真人的紡織，李民突目睹“女工所織，隻有麻布”。自從漢族繅絲、棉織技術傳入建州，其紡織業有了發展。後金進入遼沈地區，已能織蟒緞。女真人的製瓷是在占領遼陽之後。之前他們用木製碗、盆，後來逐漸使用漢人燒製的綠碗、盆、瓶等器皿。女真人的食鹽，先是來自“貿鹽”。後明廷斷絕鹽路，建州吃鹽困難。於是，天命五年（1620）六月，努爾哈赤派兵去東海煮鹽。“收得四百餘駝”。收得的食鹽，按男丁分配。努爾哈赤特命給修築薩爾滸城者每人半斤鹽，以資恤勵。至占領遼東海、蓋、複地區，許灶戶不納公差，鼓勵多煮鹽。如蓋州一次貢賦鹽一萬斤。後金的食鹽問題方得到解決。
建州手工業的發展，是與努爾哈赤重視工匠密節聯係。他出於征戰的需要，對進入女真地區的工匠，“欣然接待，厚給雜物，牛馬亦給”。占領遼沈地區之後，更為重視工匠的作用。努爾哈赤在下達的文書中視工匠同賢人，列為國中之寶，這是難能可貴的。顯然，提高工匠社會地位，給予各種優厚待遇，有利於建州手工業的發展。然而，實際上他們仍處於工奴的地位。
還有商品交換經濟。建州通過“朝貢”、“馬市”和行商，同明朝、蒙古和朝鮮等進行貿易，以貂皮、人參、東珠、馬匹、皮張、幹果、蜂蜜等，換取牛、鏵、鍋、針、鹽、布、豬等。努爾哈赤在青年時期即往來撫順經商，後多次到京師邊“朝貢”邊貿易，又曾一次派三十名商人往黑龍江地區做生意，還在家中同蒙古商人交易，也通過女真商人把光海君谘文從朝鮮王京帶回赫圖阿拉。建州商業的活躍，推動其生產的發展，促使其生活的提高。但是，長期以來，女真的商品交
換主要是以物易物。所以“掠錢無所用，高積如山”。隨著商品交換經濟的發展，天命元年（1616），“鑄天命通寶錢”。今天見到的是用紅銅鑄造的“天命汗錢”。
它一麵無字，另一麵為無圈點滿文：左為 abkai，漢譯天；右為 fulingga，漢譯命；上為 han，漢譯汗；下為 jiha，漢譯錢。但努爾哈赤的鑄幣並未大量流通，後以“銀子充足，不必鑄錢”，而停止鑄幣。當時主要流通的貨幣，仍是明朝的白銀。
努爾哈赤攻占遼陽後，設置管理貿易的額真，商品的價錢和稅收，援依明例，並允許原有商人繼續開店做生意，隻是對偷稅者實行處懲。
總而言之，後金汗努爾哈赤從鞏固其統治和征戰需要出發，重視建州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關注商品交換經濟的發展。努爾哈赤同其他各部女真首領對比，確實對建州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女真人民生活的提高，更多地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他於是贏得女真人的擁戴，擊敗角逐爭雄的對手，取得統一女真各部戰爭的勝利，也奪取對明戰爭一次又一次的勝利。女真的各部統一，對明的戰爭勝利，不然促進其經濟的發展，而且推動其經濟的改革。因此，在建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其社會內部的經濟結構，有許多嚴重課題擺在努爾哈赤麵前，迫切需要加以解決。
隨著建州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後金奪取遼沈的勝利，後金汗努爾哈赤頒布了“計丁授田”令。“計丁授田”令的頒布，有一個曆史發展的過程。
建州鐵製農具和耕牛的廣泛使用，生產技術的明顯改進，手工業和交換的相應發展，使女真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生產力的發展，使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日趨劇烈。這種矛盾必然表現為建州社會奴隸同奴隸主之間的階級衝突。早在努爾哈赤起兵之前，女真奴隸因被擄使喚，受不了其苦，而紛紛起來反抗。如漢人孫良被擄，賣與豆尚介家為奴，“殺其主母”逃亡。漢人汪仲武，被擄轉賣李豆裏家為奴，改名斜往，他“以斧並擊殺”奴隸主李豆裏及其子胡赤，夤夜逃奔。漢人羅伊巨被奴役在金波乙大家裏十五年，“殺其妻子”
逃離。
逃亡是當時女真奴隸對抗奴隸主的主要鬥爭形式。據《李朝實錄》的不完全記載計算：十五世紀前半葉，每年逃往朝鮮的女真奴隸約有十五人；到十五世紀中葉，逃亡奴隸提高五點七倍，而到十六世紀中後期，逃亡奴隸約為十五世紀前半葉的六十八倍，最高達到每年千人以上。奴隸的大量逃亡，沉重地打擊了女真奴隸主階級。奴隸們反對奴隸主的鬥爭，是奴隸占有製生產關係變革的基礎。
女真奴隸反對奴隸主的鬥爭，是其奴隸占有製生產關係變革的內在原因，而漢族強大封建製生產關係的影響，又是其生產關係變革的外在條件。因此，女真族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在奴隸反抗鬥爭和漢族封建生產關係影響的雙重推動下，隻得對女真社會進行改革。這個巨大社會責任，曆史地落在努爾哈赤肩上。
努爾哈赤起兵之後沒多久，即著手對建州社會進行改革。這種改革，最早見於朝鮮南部主簿申忠一的記載。萬曆二十四年（1596），努爾哈赤在統一建州女真之後，推行屯田製度。當時女真人中存在著“拖克索”。“拖克索”，就是漢語的田莊，又稱“農幕”。這年申忠一從朝鮮到費阿拉，途經八十餘處居民點中，僅見六處“農幕”。這些“農幕”規模不大，受奴隸反抗鬥爭的打擊，日趨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