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鄞縣任上的第一年，王安石組織全縣鄉民投入到了興修水利的工程中去。各地鄉民聽說新來的知縣要興修水利，都感到異常高興，他們紛紛主動報名，工作也十分賣力。他們知道，這是在為自己利益幹活，一旦建設好了就再也不用擔心旱澇災害了。經過全縣上下的共同努力，一係列的水利工程得以順利完工。為了紀念王安石的功績，鄉民們把其間修建的一條長達十五公裏的海塘命名為“王公塘”。自此之後，鄞縣縣民再也不用一到旱天就發愁了。
在興修水利的同時他還施行了青苗法。眾人皆知王安石在熙寧年間當政時曾在全國推行過青苗法。熟不知早在他擔任鄞縣知縣之時就已經對此有了成熟的想法，並加以實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王安石很早就發現一到災荒之年，農民就不得不向地主借糧、借款度日，進而就要忍受地主的重利盤剝，最終隻能賣房、賣地、出賣勞力，甚至最終導致家破人亡的慘劇，人民為此苦不堪言。在鄞縣任上後，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更讓他揪心。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王安石決定在全縣推行青苗法。
所謂青苗法，即是在青黃不接的季節，由官府開倉把糧食借給農民，到了秋收之後再由農民把糧食還給官府，並支付少量的利息。這樣一來，就能有效解決災荒之年農民的境況。這一方法一方麵緩和了日趨緊張的社會局勢，同時還能使官倉裏的糧食得到更新，可謂是一舉兩得。這次成功的實驗給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這也為他在多年以後主持的改革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
好學的王安石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自然毋庸置疑，他深刻地認識到教育對於社會的重要性。要振興國家，首要在於人才，而人才之興全在教育。王安石的這種重視教育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曾有過明確的闡述，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王安石作《慈溪縣學記》，其中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一句。
他打破傳統，大膽地把鄞縣供人祭拜的孔廟改成縣學，並四處找尋名師任教。王安石得知慈溪有一人名為杜醇，字台石，此人在當地道德學問名聲頗佳。於是王安石便親自去見杜醇，與杜醇詳談之後，他認為：“而吾所見其邑（即慈溪）之士……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為了能夠請到杜醇出山，王安石先後兩次親自寫信給他。在《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中，他聲稱：“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夫謗與譽，非君子所恤也，適於義而己關。不適於義向惟謗是恤，是薄世終無君子也，唯先生圖之。”最終他的真心打動了杜醇，杜醇答應了入縣學任教。因為王安石的重視以及名師的教導，一時間鄞縣縣學異常繁榮，人數多達二百餘人。縣學的開辦為鄞縣培養了大批人才，教化了風氣，對當地的教育事業可謂功德無量。
在醉心於工作的同時，王安石沒有忘記一件事：父親王益還沒有正式下葬。於是，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年，王安石抽出時間回到了江寧把父親下葬。已經去世九年的王益此時正式安息於牛首山，據說此地是他生前就已經選定好的。安葬了父親後，王安石還請摯友曾鞏為父親作了墓誌銘。這樣，多年縈繞在王安石心頭的一件事以了，他終於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事業中去了。
在鄞縣任上的三年，王安石兢兢業業，以富民強縣為己任，短短數年間鄞縣地區的生產、生活麵貌已經發生了極大地改觀，社會矛盾緩和，人民的生產積極性相對提高，在浙江一省猶如一枝獨秀，令人讚歎。這時我們在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王益。王益早年為官之時總是能夠做到一心為民，所到之處幾乎皆有政績，這對早年的王安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時的已到而立之年的王安石終於可以對著父親的靈位訴問心無愧地說一聲：“爹，我終於沒有辜負你的期望！”
多年以後，鄞縣地區的百姓在鄞縣“東八十步”修建了荊公祠，又名實聖廟，以紀念王安石在此地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祠內一直香火不斷，至清朝仍存。鄞縣地區現在還有安石鄉等與王安石密切相關的一些名稱，可見王安石在當地的影響之深。
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王安石在鄞縣任期已滿，他回鄉探親並等待朝廷的任命。第二年，即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朝廷的任命狀下來了，王安石被任命為舒州（今安徽省潛山縣）通判，加殿中丞。其實就在這一年，王安石還是有機會任館職的，但是他仍主動放棄，赴舒州上任去了。
舒州，即現在安徽省潛山一帶，地理位置相對比較閉塞，但卻有種當年陶淵明筆下“世外桃源”的味道。當時王安石坐船而來，上岸以後，漫步走在山間小路上，路兩旁的繁花野草爭相鬥豔，樹木鬱鬱蔥蔥，蜿蜒立於小路旁。遠處霧氣迷漫了整座青山，好似進入了仙境一般。雖已初夏，卻有絲絲涼意，王安石深深吸了一口山間清氣，頓覺沁人心脾。
王安石來舒州時，是以“殿中丞”的頭銜來此赴任的，當時，“殿中丞”是從五品。而通判卻是正六品，隻比縣令高一品。當時的舒州知州，有人說是蔡襄，但據記載，蔡襄曾在中央曆任一些重要官職，在地方做過福建路轉運使，知泉州、福州、開封和杭州府事，卻並沒在舒州做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