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行改革的過程中，王安石總是鼓勵神宗，要勇往直前，堅持到底。然而，神宗對於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這些阻力似乎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所以總是搖擺不定，往往被議論所動，對變法本身產生懷疑，這也就使得守舊派有可乘之機，經常通過各種渠道向神宗詆毀變法，試圖阻撓改革的步伐。其實神宗也是左右為難，一方麵他希望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另一方麵，他又希望不會受到太多的阻力，他總想找到一條捷徑，一條阻力最小的捷徑，但在當時的北宋王朝，這完全是走不通的。
在變法派與守舊派的相互爭鋒之中，雙方都進行了猛烈地攻擊。呂誨在《論王安石疏》中就對王安石的變法進行了抨擊，他將政事比作水，認為安靜的水才能澄清，攪動水必然會渾濁，凡事都要順應天命，不能逆天而行，因此像王安石這樣隨便就進行變法的人，不應再居於朝廷，應立即貶謫。富弼也指出，王安石在變法時任用小人，違抗了天命，因而到處都有地震、瘟疫，以至於四方人心日益搖動，一片混亂，因此最好能夠“安靜”下來，也就是盡廢新法。
保守派的理論非常的簡單，無非就是天人感應說。中國傳統社會注重天人合一，認為人與天，人與自然是一體的，由天人合一產生了天人感應說，既然天與人是一體的，自然會相互聯係，相互感應。天人感應說應該說是一種迷信的源泉，其理論依據和思想價值都是站不住腳的。
王安石在這種觀念上是持一種折中的態度。他認為天與人確實有聯係，人本來源於自然，永遠無法割斷這一聯係。但人類社會所發生的諸如地震、瘟疫這樣的災難，跟上天是沒有關係的。隻要我們采取積極地措施，這些都是可以應對的。所以，他認為，天變不足畏。
據《長編》記載，神宗年間，有一年某地旱了很久，滴雨未下，神宗親自下詔罪己，避殿易服，就連平常的膳食也減少了一半。又多次在郊廟社稷及宮觀寺院祈禱，神宗為此終日憂心忡忡，歎息不止，甚至聽信保守派的讒言，認為此難與推行新法有關。對於這麼一位敬慎畏天又有點迷信的皇帝，王安石立即指出，水旱這樣的災難都是在所難免的，即使是像堯舜禹湯文武這樣的聖王都免不了水旱之災，難道能說是他們道德不足，為政不明引起的嗎？何況神宗即位以來，連年豐收，遇到一點水旱之災也是常理之中的事。如果僅憑這一點就認為是上天示罰，未免太過牽強附會了。
王安石這種天變不足畏的精神既有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現實主義、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合理因素進行了吸收和放大，還有對道家天道觀的繼承和發揮，也有對佛教義理的傳承和發展。
在儒家傳統的觀念當中，祖宗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後人都必須毫無保留地繼承。因此，崇古就成為約定俗成的價值觀，王安石要進行變法，前提也要打著古人的旗號方可進行。然而，習慣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特別是毫無保留地繼承古人所留下的一切事物，哪怕是一些糟粕的成分，後人也不能有絲毫指責。這在保守派的身上體現的尤為明顯。保守派堅持認為，祖宗之法是萬不可變的，變更祖宗的法度是一項莫大的罪名。司馬光甚至宣揚一種越變越退步，越變越亡國的言論，主張應世世代代遵守祖宗之成法。當然，除了觀念上的保守之外，利益的驅使也是他們極度保守的重要原因，因為王安石的變法嚴重觸犯了大地主大貴族們的利益。
就在王安石等變法派全麵推行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在熙寧三年舉行的進士考試當中，出了這樣一道題：
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宜，《詩》《書》陳跡不可盡信耶？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願聞所以辨之。
司馬光的這個考題，就是針對“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言論而出的。
司馬光表麵上是讓考生辯論這三個問題，實則早已暗示了答案，誰敢說《詩》《書》等六經是不可信的陳跡，誰敢否認聖人之言？司馬光此舉確實達到了一箭雙雕的目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這道考題是針對王安石的，這些話，正是王安石經常說的“大逆不道而言”的誇大版本，司馬光其實就是借這次策問來鼓動考生反對變法。
神宗皇帝並不愚蠢，一下子就識破了司馬光的用心，在審閱之時，被神宗看出了名堂，用紅筆把題目劃掉了，並且指令“別出策目”。意思很明白，神宗皇帝在袒護王安石，但是他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第二天，神宗和王安石談話，提到這個事情，神宗問王安石：“你聽說過‘三不足’這種說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