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凡諸路從應諸科改應進士科的，皆另場考試。今後新人應舉，不得應諸科，漸令改習進士。
六是殿試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
熙寧科舉改革的目的，在於造就和選拔為新法服務的人才。宋神宗對這一項改革所取得的成績和實際效果非常滿意。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三月，宋神宗說：“今年從南方所得的大多數是很有名的舉人，大家都很傾向於義理之學，這是一件好事。”科舉法的改革，在宋一代確實造成了讀書人都很傾向於義理之學這樣一種風氣。
但是，王安石的這一項很合時宜的改革，卻遭到了反對。《宋史·選舉誌》雲：“詩賦浮靡，不根道德，施於有政，無所用之，自唐以後，莫之能革。上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議者不深維其意，髃起而攻之。”從最後一句“髃起而攻之”可以看出來反對這個改革的人很多，其中蘇軾反對的最為激烈，他認為，從文章的角度來看，策論是有用的，詩賦就沒有什麼用處；從政事這個角度來看，則詩賦、策論均成為沒有什麼用處的東西了，雖然知道這個沒什麼用處，但是從創國之處以來就沒有廢除。他又說：“從唐朝到現在，靠詩賦起家而成為的名臣的人，大有人在，多的數都數不過來，又何曾有負於天下，而現在必須要廢除呢？”應該說，蘇軾的這一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道理。
王安石的改革，固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以蘇軾為代表的反對派的意見，也不是沒有根據的。王安石廢詩賦而倡導經義和策論，其用意在於引導讀書人關心政治理論和國家的現實問題，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與現實無關的詩賦傳記之學上麵。但是，這樣改革的問題在於習經義和策論，並不等於這樣就能解決現實中存在的政治問題。誠然，詩賦和傳記固然脫離了現實政治，對政事沒有什麼實際的幫助，但是，經義和策論又何嚐一定是切合政治的呢，對解決實際的問題又能有多少幫助呢？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待，空洞無物的經義和應試所學的策論不知有多少，也不知道這些到底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多少益處。用曆史的眼光去看，這些還不如詩賦，雖然對政治沒有什麼大的幫助，但是對文學的發展卻是大有益處的。
總的來說，這些改革措施還是相當不錯和富有改革精神的。也難怪後世不明真相的群眾——不僅群眾，還有許多大人物們，對此都讚譽有加。
第三節眾建賢才，人才迫切
王安石對人才選拔的特點基本上可以從《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表現出來。這篇被梁啟超稱為“秦漢以下第一大文”的上書是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任提點江東刑獄任滿返京述職時，寫給仁宗皇帝趙禎的上書。（但也有人考證王安石上書時間當在嘉祐四年或五年。據《宋史王安石》記載：“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慨然有矯世變俗之誌。於是上萬言書。”清人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也記載在嘉祐三年。）這封上書，實際上不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變法的具有綱領性的政治論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的人才觀和變法主張，沒有引起宋仁宗和當政大臣們的注意。治平四年（公元1068年）正月，年輕有為的宋神宗即皇帝位，王安石於四月應召回到開封。宋神宗在做穎王時就對王安石的為人和才學有所聞知，即位後，看到法弊風衰的現實，即欲力圖革除曆世之弊，以建振邦非常之功。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擢為參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十二月，又被任命為宰相。到這時，王安石的人才觀才得到實際的運用和較充分的發揮。
宋自立國以來，實行文臣治國政策，重視科舉擇人。真宗以後，科舉製度的腐敗、恩蔭的寬泛、學校教育的廢弛，使得官僚行政機構十分龐大和腐朽，科場流弊叢生，加之考試內容、方式的陳腐、死板、隻重文辭、不尚實學，於是，官場上無能的人特別多，而且還白拿國家的俸祿，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一直到老也沒有機會參政。所以，到了北宋中期，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許多有誌改革的人物，他們都把改革學校和科舉，搜羅人才，刷新吏製作為頭等重要的內容。如範仲淹的“慶厲新政”，就是以改革吏製，選拔賢能為中心的。在他的十項改革大綱中“明陟黜”、“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等，都是涉及人才問題的，其旨意即在於從改革科舉、考察官吏中選拔一批具有實際從政能力，通曉政令案牘和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歐陽修也主張“盡去尋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並認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他還說：“當今天下之大，不能說沒有可用的人，但在朝廷上沒有才能的人也能濫竽充數。寧肯用沒有才能的以敗事，也不肯費心去選擇有才能的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才感覺無人可用。”蘇軾在上書中也要求選拔人才，改革吏製。他說：天下所以不能被很好地治理，失誤就在於所用非人，而不是法律的原因。他主張“擇人要精”，“任人宜久”，並且要有真才實學，堅決反對任用那些多空文而少實用的儒生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的書呆子。這一時期的這些有誌於改革的人物的人才主張，或歸於失敗，或沒有實施，但他們重視人才，改革人才選拔製度的思想，無疑對王安石的人才改革思想起了積極的、直接的影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寫於慶曆改革失敗後的低潮中，它不但是北宋中期一些進步的士大夫重視人才、改革吏製，變法圖強思想的結晶，也是北宋以前曆代“人才觀”的總結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