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看罷王安石的回信，怒氣難平，火向心生，因為政見的不同，以無法以書信方式再談下去，隨當即寫下了《奏彈王安石表》，這也標誌著司馬光與王安石關係的徹底絕裂！
在《奏彈王安石表》中，司馬光直接開篇點題說參知政事王安石是一變而為“妄生奸詐，熒惑聖聰”的奸詐之徒！說安石“牽合衰世，文飾奸言，徒有嗇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正論”，“朋黨鱗集，親舊星攢”。讀到這裏，不禁深感可惜。本來兩個文壇巨匠，卻因政見的不同而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可惜可歎。
在司馬光筆下，王安石已經變成了一個“專製福威”的奸臣，使得“人心動搖，天下驚駭”！如果不及時製止他，則必將“為禍不小”。
司馬光說神宗，對王安石尊重太過，“以安石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俾為相臣，使預政事”。讓王安石有機會“妄使改為”，現在如不“正其罪惡，亦難以順乎眾意”！
所謂“正其罪惡”，就是請斬王安石！
司馬光對自己與王安石的關係，發下了狠話：“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所以我才冒死諫言，但是我“心既為國，寧複愛身”，是不會怕犧牲的。就算今天陛下你今天因為我直言進諫而處死我，我也毫無怨言，也比以後死在賊臣之手要強的多。
可惜司馬光，終究虛驚一場。
司馬光最後請神宗“獨奮乾剛，專行絕決”，做事要狠一點，獨裁一點，“一遵祖憲，無用邪謀”，最重要的是，要“誅逐亂臣，延納正士”，換句話說，就是請神宗把王安石等人幹掉，讓他們一夥上台，這樣就會“上以順皇太後之意，下以慰億兆人之心”。
司馬光在彈表中最後兩句話是：如果陛下能夠廢除新法，鏟除異己，我也寧願“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後來司馬光貶知永興軍，拒不執行新法，被神宗皇帝一通訓斥之後，再也不吹噓什麼“退就誅戮，亦所甘心”了。
司馬光對變法的百般阻撓，使得王安石變法之艱難，處境之險惡，人心之難測。
後世攻擊王安石的人，基本上都沒有跳出司馬光和蘇軾劃下的圈子，沒有什麼創見，也沒有多少值得理性的與之探討的地方，多半是弄一點史料，一知半解，兌點臆測，以為自己就可以對王安石評頭論足，殊不知其可笑可憐，實為悲劇。
神宗當然不會把司馬光的彈劾當一回事，有一天，他單獨對王安石提起司馬光：“司馬光甚怨卿”。
王安石問：“何故”？
神宗道：司馬光自詡在京城無立足之地，前日上殿說願意外放為官，還說現在時局複雜，是非淆亂。
王安石隻是勸神宗皇帝，說道：“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實驗之，則是非亦不可誣”。
好一句“以事實驗之”！
神宗略有擔心，問王安石：有人說朝中存在勾結朋黨現象，拿漢朝的黨錮之事來與今天進行比較，你怎麼看？
王安石沉靜以對：“人主昏亂，宦官奸利暴橫，士大夫汙積朝廷”，才有可能形成黨錮之禍。但現在國家政治清明，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隻是有時顯得“剛健不足”，所以不能統一認識，所以這些異論紛紛不止。如果我們“力行不倦，每事斷以義理”，時間一久，大家理解了變法的目的與本質，人們的想法自然而然的就能改變了。
神宗確實可以算是一代明主，王安石批評他“剛健不足”，他也並沒有任何反感。
經過這些變更，司馬光深知阻止變法也無可能，便上疏神宗說：“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
神宗故意問：“相反者何事也”？
司馬光答：我說“條例司不當置”，請罷四方使者，“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
神宗還是很有耐心的和司馬光解釋：新法在執行中，可能會有一些問題，但可以慢慢改正，比如我們現在就強調散青苗錢時，不能強行攤派。司馬光以偏概全，狡辯說：“雖不令抑勒”，但下級官員都想爭功邀賞，所以仍然一如從前。“如開封界十七縣”，隻有陳留縣縣令薑潛把告示貼在縣門口，“聽民自來請則給之”，但是卻“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抑勒也”。
誠然，任何一種政策的實施，不可避免的會遇到破折，實施過程中難免出現不足之處。如果就以一個縣的情況，就可以代表十六個縣的情況，以一否十，也多少有點牽強附會。此外有一個縣令，即山陰縣陳舜俞，嫌放青苗錢費心勞神，貪圖舒逸，不肯奉行，還別出心裁的移狀自劾，說當今百姓，手頭沒錢用，願意貸錢的人有很多。可是我偏不貸給他們，因為這些人就像孩子一樣不懂事，我們做父母的就應該製止這種行為，決不能讓他們想貸就貸，這不是行王道的做法。
神宗勸了他一句：“王安石向來對你很友善，你何必要自己進行懷疑呢”？
司馬光回答神宗說：我以前和王安石關係確實不錯，但自從他當上參知政事，我們之間不同的意見就很多，道不同不相為謀。
神宗說：可是，青苗法確實是有很好的效果。
司馬光根本不聽：“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耳”。
在這裏，司馬光強調了“安石之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