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雜交之際，倒是出了不少牛人，寫下《日知錄》的顧炎武亦是其一。
顧炎武為了抗清，也費了很大的力氣。後來反清複明沒指望了，於是就開始專心的做學問去了，顧炎武才情博學，對於那些所謂的國粹是非常不客氣，“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那一句著名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就是他提出來的，被梁啟超一宣傳，激勵了不少有骨氣之人。但顧炎武對荊公也抱否定態度，指責荊公藏富於國；變易天下“好尚端方”的淳厚風俗；並把八股科舉考試的責任也強加在荊公頭上，實在是令人無奈之極。
後麵出來的就是明末王夫之。
王夫之與顧炎武是同時代的人物，本致力於抵擋清兵，奈何已成定局，也就開始關門做學問了。不過他可不僅僅是簡單的做學問，在對熙寧變法事上也是持否定態度。但在《宋論》中也不得不認為宋人的所謂“君子小人”論是“借朝廷為定流品分清濁之場”！並清醒的指出司馬光及其後繼者的所作所為於國一無所用，“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而已，“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不聞擇一將以捍侵陵”，“不聞建一謀以杜欺侮”。
王夫之對於荊公的人品和政治也是不負責任地一筆抺殺，但卻不得不承認荊公變法中的許多項目“迄至於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與顧炎武相反，王夫之竟然對荊公的經義取士大加讚揚。
王夫之最後說道：“嗚呼！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
明末另一名人就是被稱為“中國思想啟蒙之父”的黃宗羲了，黃宗羲在中國第一個明確提出“民本”思想，敢於抨擊君主專政製度，有腦子，有眼光，更是有膽量。
黃宗羲對荊公的態度卻不明確，現在看不到黃宗羲對荊公變法有什麼批評或指責。放在明末的那個環境下，當與之齊名的顧炎武和王夫之大罵荊公時，黃宗羲的這一沉默表現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讚同荊公呢？
到清朝了，蔡上翔出場了。
蔡上翔窮畢生之力，白發皓首，寫下了二十五卷的《王荊公年譜考略》，大力為荊公辯汙，指明“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裏，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北宋之所以滅亡，與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有直接關係，這些人才是“敗亂之由”，指責荊公誤國者，“皆妄說也”。
當然，蔡上翔是一個好人，但看問題確也有很多局限性，讓他來為荊公辯汙，有時不免顯得蒼白無力，但他的努力沒有白費，讓更多的人擁有更多的資料來了解荊公。
第二節近代的評價
一代大儒顏元極力提倡實學致用，對《宋史》的認識或許比一般人更清醒：“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荊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天下後世，遂群以苟安頹靡為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擎柱乾坤者為小人也”，這種認識態度，“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蔣士銓在《讀宋人論新法劄子》一詩中更是明說：“後來十九遵新法，功罪如何請思量”。
有名的龔自珍先生“少好讀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書》，手錄凡九通”。
“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其中的傑出代表就是梁啟超。
那個時候有的人已經睡醒了，知道睜眼看世界了，知道隻讀那些個什麼儒家經典是沒有多大用的了；知道隻講“義”不講“利”是沒什麼實際用處的；知道隻有氣節和詩歌已擋不住人家的堅船利炮了。總之，天朝上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批變法的誌士們從曆史中尋找希望，荊公想當然的被記了起來。
梁啟超在《王荊公》一書中，以全新的視角和廣闊的視野對荊公及其變法事業進行了大力熱情的歌頌，為荊公徹底翻案。
以餘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於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梁啟超感歎：“悠悠千年，間生偉人”，“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但是“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
梁啟超疾呼：荊公“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是千古奇冤，我國民之於荊公隻知“吠影吠聲以醜詆之”；而崇拜荊公的人，不過賞其文辭；再有點思想的人，“亦不過嘉其勇於任事”而已，但對於荊公事業之宏遠而偉大，往往莫或及見，“而其高尚之人格，則益如良材之埋於深礦，永劫莫發其光晶也”。
梁啟超對於國民性的弱點看得相當清楚，“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無動為大之教”，這也正是司馬光蘇軾等人大行其道的根本基礎。等到“荊公之赫然設施，相率驚駭而沮之”，這本不是多大的事。但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那些個大儒們“奈何以政見之不合，黨同伐異，莫能相勝，乃架虛辭以蔑人私德，此村嫗相誶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賢士大夫也。遂養成千年來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而舉世以學鄉願相勸勉”，冒充好人，虛偽軟弱愚昧，豈可與荊公比者？